烽火赤焰万里情

Reds（1981）是一部长达194分钟的电影，我竟一口气就看完了。 的确，Reds有着很抓人的素材：无论是关于少数派的故事（男主人公 John Reed 是美国左翼记者，《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女主人公 Louise Bryant 是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其它人物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戏剧家 Eugene O'Neill ，无政府主义者 Emma Goldman 等等）还是大时代的背景（苏俄十月革命），都是很容易出戏的。况且导演 Warren Beatty把叙事聚焦在信仰与爱情这个老少咸宜的主题之上，片子拍得是行云流水、雅俗共赏，怪不得当初既叫好又叫座。 然而细想起来，把革命与爱情连在一起，除却票房的考虑外，也的确是有可比之处的。正如John Reed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Zinoviev所争辩的那样，他对革命的热爱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妻子的热爱，况且真挚的爱情反而可另革命的激情更加纯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似乎是此说最好的注脚，然而我更愿意指出这是基于自我的本真性（self authenticity）：革命不是装腔作势的自我异化，不是社会交换的工具手段，而乃是个体自觉自发的激进性超越——超越自我或者人类当前的某种窘迫的生存状况。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者只可能是John Reed这样的边缘人，而不是大权在握的Zinoviev们。Zinoviev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他的一言一行随时可能变成政治事件，于是工具性必须时刻压倒本真性，革命也就离身体越来越遥远。反之，John Reed除了对爱情和革命的信仰——那些指向他内心最深处的冲动，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还有什么。于是革命与爱情的火焰在他的身体里愈发炽烈，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 革命与爱情的第二个共性—哪怕它们果真具有自我本真性—便是其往往注定要走向幻灭。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的那样, “十月革命对于本世纪的深刻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对于其同时代的意义一样，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绝望”（p.45）。John Reed与 Louise Bryant看似传奇的爱情，他们两个人的革命，其实也莫过如此。于是当 Eugene O'Neill对独守空房的 Louise一针见血的指出：John不应当这样对你，他应当永远让你处在焦点的中心的。Louise，这个那么爱自己的女人，自然而然就崩溃得一塌糊涂。幸而在Warren Beatty的剧本里，后来的大时代救了他们：大时代让Louise隔着那么多人，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望着John的脸，又激动得泪流满面；大时代也让Louise终于能够陪John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并非每个人的革命／爱情都能遭遇这样的拯救的，或者说，寄托大时代的拯救所反映的不过是深切的绝望（“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见阿伦特，《论革命》，p.18）。革命与爱情幻灭性的实质就在于： 革命／爱情不是万灵药，人们却想用它解决所有问题—不论失衡的社会结构或者人际结构、失范的社会秩序或是心理秩序—朝夕起效，一劳永逸。在这里，我们似乎又遭遇到了那个时代性的问题，亦即我们根深蒂固的线性时间观，对自我在此世实现的笃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存在的焦虑。 我想谈的革命与爱情的最后一点共性，便是“由人所开创和出演的一切故事......只有在行将结束的时侯才会揭示它们的真正意义”（阿伦特，《论革命》，p.52）。在我看来，John和Louise恐怕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爱情会与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息息相关，并最终成为其一部分。他们只是跟着内心的冲动在走，应着未知的生活在走，就那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走了下去。哪晓得一不小心，回过头去，竟成为一段历史了！然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意义，又是不可能属于爱情中的他们的。它只能存在于Louise面对逝去的John的哭泣中，只能存在于她苍老后的回忆中（如果有的话），只能存在于若干年后人们的谈论中。无论怎样，革命／爱情中的人们不清楚自己行动的真正意义，而一旦认清了意义（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合意也罢不合意也罢，革命／爱情却已然结束了。这样看来，正如在革命／爱情中所体现的那样，人们终其一身追求意义的过程— 因存在荒谬的焦虑感而激发的去荒谬化的过程—反而往往令自身的存在愈发荒谬起来：你所欲的，总是在抓住的刹那间逝去；不断的抓住也就是不断的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