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影片简介：一个是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念书；一个是来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未亮就起床从出租屋赶往学校，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他的第三次高考；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的她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6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来自网络）

先谈谈三位主人公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甘肃农村女孩马百娟念课文时的发音和笑容；湖北小镇青年徐佳的那句“我知道命运是不公平的，我接受它，但尽力改变它”；北京城市女孩袁晗寒语气里的随意与豁达，言辞中的浪漫和想象。

马百娟是三人中最底层的存在。

十二岁的她在只有五个学生的学校里读二年级，不加修饰的外表下是看起来永远洗不干净的脸蛋和头发，身上穿的是脏出硬块的不知从谁身上淘汰下来的不合称衣服。很明显，她没有让人一眼看到就想她的捏脸蛋、想拥抱她的吸引力。但是，当我听到她用带着陇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的将课文念出来时，我的心止不住地跟着颤抖，我的手臂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我的眼里一瞬间积满了未落的泪。

一眼望去没有人烟的黄土高坡上，蜿蜒陡峭的小路，留下的是马百娟兴高采烈地去小店买数学本的身影，是一家四口顶着厚重的秸秆被压驼的背，环绕的是她语气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想象：上大学，出去打工，每个月赚1000块钱，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两座黄土垒成的小平房里，黑板上端正的板书写的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教仅有的两个学生看图说话：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镜头扫过飞扬着黄沙的土操场、没有一座楼房的大土坡，耳边传来的是老师念错的lín cì jié bǐ……

徐佳是复读过三次高三的勇者。

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好地活着，他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克服恐惧，最终考上湖北工业大学。看似通过了高中老师们口口声声念叨的“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可是生活并没有停止它不断给人磨难的步伐——就业。

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继续深造，于是奔波于各种宣讲会、面试，行走的背景是满宣传窗的考研考公大海报，还有那扎眼的“没有不可能”红色大标语。徐佳在毕业前与一家电力公司签约，影片中他回学校的路上，旁白里说，签约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自己给卖了。那背影，可见的是强烈的不安与落寞。

当无数高三学子坚信高考完迎接自己的是晴空一片，人生最大的坎已经被抛掷身后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件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同样适用于高考。早点看清这点的人大概会有规划地安排自己的大学时光，而迷茫堕落的灵魂从踏入大学门口的那一刻开始，便为将来埋下悔恨交织的伏笔。但是前者一定比后者幸福吗？一定更容易取得世俗定义的成功吗？如果你无比清楚地知道这世界和命运总不是公平对待众生，如果你参透出苦难是生命的永恒主题之一，你一定不会轻易作答。

袁晗寒有着令人羡慕的命运。

出生于皇城北京，从来不必过于担忧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刁难：没有耳提面命着她好好学习的父母，没有无法满足温饱的生存窘境，也没有非要遵循着过才能安身的轨道。所以她可以将自己眼中的世界用五彩颜料描绘出来，可以没有顾忌和扭捏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所想，敢于将不稳定的漂泊与寻找视为常态。

2012年，袁晗寒退学后，租了一小间店面，面对一年两万的房租，她语气平淡地说“觉得还行，我承担得起”。她亲手布置小店，彩绘、购置、打理，店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与整个街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又或者说独具个性。三年后袁晗寒已经在德国留学，那家小店的生意怎么样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自己闲出病来。苹果电脑被她像案板一样使用，不在意钢片是否会刮花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钱包丢了她有点烦，但不恼，和妈妈说起这事儿时，袁妈妈也云淡风轻，话题转而询问女儿是否知道英国特牛的音乐人埃尔顿·约翰。相比之下的是徐佳买到2600块钱的iphone4时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和有面儿，是马百娟年迈保守的父亲得知纪录片不是政府拍摄之后索要两万元“继续拍摄费”的决绝。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你的视域，你对人生的想象决定你人生的轨迹，所以不得不束手投降。……所以马百娟们才被放弃了10%的收获可能，16岁被嫁给表哥，过早地关闭生命突围的大门；所以徐佳们总在重复大人的期望，重复着附加的责任；所以袁晗寒们过早察觉生命的无聊。（来自点映群里分享的截图，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备注这段话的主人）

我们不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环境对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只是当三个如此典型的例子被放置在同一部影片中进行对比时，我们才发现人生百态如此不同的背后隐藏着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原生家庭对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影响。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读太多书也没有用，还不如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所以不顾老师的多次劝说，让马百娟辍学、16岁便嫁为人妻；徐佳的妈妈坚持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只有上了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将来才能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子，所以当徐佳一步步完成她的期望时，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袁晗寒的妈妈相信女儿有艺术天赋，支持女儿张扬天性，不以传统的眼光局限孩子的未来，所以她可以笑着和袁晗寒说“袁晗寒你又被退学了，我去接你回家”，任由袁晗寒满世界找生活的意义。

其次是生活条件对人在理想目标上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马百娟来说，上大学只是为了打工赚每个月1000元的钱买面吃，填饱肚子生存下去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如果能够餐餐吃上肉，那就是美好的生活；对于徐佳来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有五险一金和发展前景好的公司上班，而后结婚、生子、买房、孝顺母亲是有模板可拓的人生之路，如果能够多赚点钱，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那就是可期望的未来；对于袁晗寒来说，只要饿不死就行，学历高低与工作好坏并不一定成正比，想做什么就该去尝试，反正只要失败的代价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就好，如果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个需要自己的位置，那就把自己填进去，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大不了跳出来再去寻找。

再者是学识水平对人在自我实现上的影响。马百娟连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都没读出头，连延绵的黄土坡外花花绿绿的世界都没见过，就嫁人了，她的一生开始向父母的轨迹靠拢，迟早有一天会重合在一起，她不会知道马斯洛，更不会知道“需求理论”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徐佳沿着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晋身之路”踽踽前行，他知道世界很大，诗意和远方的田野不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只是目前还要忍耐，即便他的一生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境地，那他也一定要将这美好的愿景实现在孩子身上；袁晗寒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做了各自的选择，无关对错，她不看重物质，而是渴望找到能够寄托自己精神的点，所以她不愿意留在德国做“被国家码好的小石头”，而将自己放置在变化的需求之中。

三位主人公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三方面原因的关系恰好又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出·路》里所呈现出的阶级固化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是社会忽视甚至遗忘了部分群体的问题。

观众用怜悯的眼光看马百娟的生活，恰巧印证了我们习惯于用“精英眼光”去看待别人的生活，哪怕本身不是精英，也要把自己拔高一个等级去俯视比自己更艰难地活着的人们，然后安慰自己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然而，当观众发现人还可以像袁晗寒那样肆意张扬地活着，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和底气承担变化会带来的风险时，便暗暗放任欲望增长，将自己一脚踢进踮踮脚也够不到梦想的循环中，同时抱怨生活艰难。至于徐佳的生活，它太稀疏平常了，这不上不下的处境，这在无知与通透之间左右摇摆的心思，是绝大多数人正拥有着却想逃离的生活模式，我们感同身受徐佳的迷茫、无奈、妥协，也如徐佳一样相信终有一天会将命运不公平的指针往0那里掰一点过来，再掰一点过来。

导演郑琼说“每一种生命都渴望向上的人生”，黄豆豆老师说“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信仰并坚持”，有很多观众都表示“突破思维和阶层局限才能找到出路”。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看完一部影片，即便产生些许思考，也实在无力插手别人的人生，只能依照他们的经历摸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发现还是回到了“活着”这一主题。“活着”是首位的，我们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去发现、思考、寻找、安身。所有的思考与追求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又是一道完全主观的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我们阅读、旅行、欣赏艺术只是为了在生存的基础上为余生添点光，求个自己心安罢了。

如今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焦虑，但马百娟们显然连观看这部电影的机会都没有。观影的应该都是徐佳们，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努力打拼着。而袁晗寒们，她们的焦虑，或许跟中国的教育有关：郑琼导演说她觉得我们目前的教育都是在往成功学上走，基本不关注人生的意义。这样看来，袁晗寒们的焦虑真的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从影片中也能看出她似乎家境优渥，导演讲起拍摄缘由才知道，原来人家姓赵的。所以说袁晗寒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的，这种焦虑也不是谁都配得上的，末尾马百娟的父亲对着拍摄人员说再拿两万块钱来，不给就不让拍了，现在才知道你们是私人的，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共产党呢！魔幻。电影中两个魔幻镜头都来自马百娟这条线，还能说什么呢？

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比之前过得更好了，马百娟全家从山沟里搬到了城镇里，徐佳大学毕业进去了公司，袁晗寒开了家公司。但他们的焦虑仍然没有解决，生活还要继续。

"生命没有贵贱之分，但生命的状态是有的"。影片里最扎心的就是马百娟那条线了，袁晗寒也承担了全部笑点，而徐佳呢，大家都是从那里过来的，看电影时无非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开着上帝视角审视着。对"阶级局限性"这个从初中历史课本就开始有的词如今深刻地理解到了。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吗

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袁涵寒说了一句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大概意思是，每个人投胎到这个世界之前，都不是自己在天上看，选择哪个家庭好，然后投生其中的，如果能够这样选，大约可以算是“机会”，可是并不是这样。

袁涵寒的困境在很多人看来像无病呻吟，“我们没有你那样的选择空间，你却说你觉得啥都没有意思”。的确，袁涵寒见过了太多的世面，看过了太多的风景，以至于在别人对于德国的先进和发达还抱有幻想的时候，只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一直待在那里，多无聊啊”。“无聊”这个词被袁涵寒提起多次，她是真的想要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是真的会在当下的生活中感到无意义。于是她有了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学习艺术，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试错，探索，最终找到令自己比较舒服的一条道路。

看似徐佳也是非常努力的，但他似乎不敢去想自我价值实现之类的问题，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了找到一份能拿到钱的工作，结个婚有人分担家务而让母亲少辛苦一些。徐佳似乎一直是对袁涵寒这样的生活望而生畏的，她可以不为了钱而斤斤计较，她可以不为了生计而拼命努力，她可以在正常的青春期有正常的男朋友，而不用为了学习和考试而否定和压抑自己对异性的渴望。徐佳如果去到了更好的大学，接触到更高维度的智慧，并且能够真正深刻思考人生的意义，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这种意义结合起来的话，他的人生一定会有大的跃升，他不用再和母亲住在破旧的出租房内，数算着被公司允诺过的工资什么时候到手。他如果可以顶住来自家人的压力，而给自己一点空间，或许他可以不用活得那么被动，可是他已经努力到了极限，即便他想要尝试跃升到袁涵寒那样的独立有个性的生活状态，也会因为没有人肯为他兜底，给他原始资本而裹足不前。所以或许，在袁涵寒所处的阶层内部，谈家庭背景没有意义，可谈的只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感觉，热望，而在徐佳与袁涵寒的对比中，又呈现出了家庭背景对人的绝对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用徐佳这么努力的样子去批判袁涵寒不努力，是不公平的，不能因为袁涵寒生得好就否认她的生活中无意义的痛苦，以及她自己为了探索而做出的努力。也不能因为徐佳努力了这么多而连袁涵寒的起点都达不到，就否认这努力的意义，对徐佳来说，让母亲少受一些辛苦，让妻子得到一个归属，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起点上不要像自己那样辛苦，不也是自己努力奋斗的意义吗？

可能马百娟是最为身不由己的一个人了，与其说徐佳是努力到极致也突破不了瓶颈，只能做到中等工薪阶层的水平，那么他至少还是能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一些满足感的，他至少还是给自己的亲人，后代带来了一些福利的。但马百娟似乎连努力的机会也没有，就已经在知识上，观念上被禁锢，被放弃了。她的长辈是那种能在拍摄过程中发现摄制组是私人团队而瞬间起了戒心，问摄制组要几万块钱的人，被这样的长辈所管理，马百娟对于读书上学以及去大城市生活的渴望，又有谁能够看到呢？即便她的愿望是那样朴素单纯，上了大学可以打工，打工就会挣到钱，有了钱可以给家里买面，建水窖。这样大公无私的愿望也不会被看到，等待马百娟的就只有被命运不断揉搓，无意识地生下孩子，让孩子继续过着在城里找不到任何工作，达不到任何工作的最低学历限制的生活。正可谓是狂风专打枯树叶，厄运只找苦命人。但凡马百娟能读一点点的书，她也不会被家人的那种有毒观念所束缚，受了半辈子的苦，然后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女人嘛，不就这样！”她如果能够看到自己是多么有潜力，有能力，有创造力，是造物者的伟大奇迹，好好读书下去，以后的日子一定要比不读书过得好，那么她的生活也就不同了。只可惜，她不知道，她家里人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

当然，在这里也让人深感农村的孩子不读书，他们以后的生活比城市的孩子贪玩不读书一定是更加悲惨的。其区别主要在观念，我们是要承认，有一些人天生就能收到观念先进，认知正确的父母的养育，他们即便不能努力从家庭的影响中突破出去，至少也能实现对父母的继承。而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的孩子，他们如果不读书，不接触观念先进的地方的人，不积极像人家学习，就得一辈子贫穷落后下去，就得把自己曾经深受其害的观点传给自己的后代，永世的苦难显然是比一世的苦难更加令人绝望的。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艰苦的地方孩子们也非常刻苦读书？是他们迫切希望吸取精神的养料，学会积极的观念，把自己旧有的，导致自己的祖辈，父辈贫穷落后的负面观念摒弃掉，也因此而过上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因为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属于三个被定义的所谓“阶层”，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关注点很多集中在“阶层固化”的问题上。很多人会问：徐佳或者徐佳的下一代，会通过努力变成袁晗寒吗？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会想要反问：变成袁晗寒有什么好吗？从整部纪录片所反映出来的袁晗寒的人生，值得羡慕吗？

导演郑琼的一句话是打动我、让我一定想要看这部纪录片的原因：要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得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无论袁晗寒本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聊，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迷茫，甚至导致了情绪的不稳定等等心理上的问题，她的人生依然因为优渥的家境而令人羡慕。我觉得这种想法，也算是社会给我们脑子里灌进的“屎”之一吧。钱解决不了马百娟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袁晗寒的问题，或许可以解决徐佳的问题，但能解决的只是他人生诸多个问题中的少数。

整部片子是压抑的，唯一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容来自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的十二岁的马百娟，那是一种依然感到生命的丰盈与希望的快乐。而难以相信，这种谁都曾有过的快乐，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年华间很快地褪去。到底是这个世界快乐太稀有，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感知愈发愚钝？我理解中的所谓出路，大概就是抛光这个社会的所谓期待也好所谓禁锢也好，找回那个依然欣欣向荣的自我。 正如导演自己的话：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导演分享场报名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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