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一个因为疫情丢了工作居无定所的流浪中年女人，在车站睡觉，卫生间洗漱，她努力的活下去。

然后遇到了一个放弃活下去念头的老人

女主以为自己将制作一个炸弹，反抗这个社会

却发现老人带他制作的只是一个定时闹钟。

她再次失去希望，而她的同事送来了辞退金。本应成为希望，可是她问他“你对炸弹感兴趣吗？”

影片有很多细节，比如饭店的剩饭不让流浪汉吃而放洗洁精。

这里真的很反人类，为何剩饭不能给流浪汉吃！

本部影片群像人物塑造偏弱，故事内核不足，纪实性是有的，但是还是缺少对疫情下人们生活的写照

如果就本片拍摄技巧或剧情安排而言，《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一片着实有些平庸。

并不复杂的故事，不够漂亮的演员，平静如水的运镜，就像绝大多数日本剧情片一样，四平八稳到过分。

但就这样一部中规中矩，甚至有些枯燥的电影，却时刻提醒我们关于2020年之后由于疫情所改变的社会生活。面对病毒的肆虐，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而社会底层，那些需要微博收入维持生计的民众，则是最悲凉的。

片中女主角人到中年，虽膝下无子却上有老母，需要和哥哥共同支付赡养费用。本身又因为一段极度失败（预示女主人生的困境）的婚姻而不得不赔偿巨额债务。

乐天知命的她和其他几位同龄人在一间餐厅打短工，既要遭受上司的冷暴力，又因为各种问题无法摆脱现状，单调麻木的生活周而复始，做手工项链成了她唯一的，能够脱离俗世生活的内容。

疫情到来，她们被公司扫地出门。

没钱住宿舍，没钱供养母亲，没钱购物，从不断缩减生活开支，到最后不得已去翻餐厅的垃圾桶，那一刻她的尊严荡然无存，真成为前任店长口中的“流浪狗”。

平铺直叙，却直指人心。

政府也在尽力帮助一些衣食无着的人。可对于有知识，有尊严，有一定能力的人，如主人公这样的中年人，实在不愿寄宿街头，沦为乞讨者。

拎着箱子，与外界断绝联系，衣着体面在公交站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哪怕只有一张椅子，也能够与幕天席地的人有所区别。

这或许是她最后的倔强。

影片结尾，前任副店长及时出现，吓跑了坏人，还给她送来迟到的救济金。音乐响起，影片结束。似乎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好人有好事，温情脉脉中，光明的结局给主人公以活下去的勇气。

可现实中，大林三佐子被人打死在公交站。

疫情期间，我看到好多家熟悉的店铺关门歇业，老板损失惨重，员工失去工作机会。新闻里一个武汉的单亲妈妈，平日里靠卖气球来维持生计，封控期间，她房租都交不起，孩子和她怎么吃饭呢？

我见过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想去超市买菜，可没有健康码，保安很为难无法让她进入超市，双方都很痛苦。来往路人行色匆匆，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毕竟这种事不是一件两件，疫情之下已成常态。

我又想起上海封控期间，那些求职无果，被迫露宿街头的人，他们也和大林三佐子一样。是靠附近居民的救济，自媒体的发酵，才换来更多关注，才有了后续的帮扶。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作为一部寡淡如水的剧情片，回顾了疫情下日本最底层民众的痛苦和无奈。通过各种细节表现还原了一个本该有些许尊严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沦落到没有尊严可言的心路历程。

除了疫情问题外，影片同样注重社会层面的反思。

如社会就业环境对中老年人的区别对待，如职场霸凌和性骚扰，如举国之力申办奥运会的热情，如社会偏见以及老龄化之下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淡漠。

影片中偶尔闪现的东京奥运会符号，与现实中主人公的悲凉形成鲜明对比，究竟是大力扶持民生工程，让大家有尊严活着重要，还是国际形象的面子重要？

花钱多多，民众却不得实惠，有意义么？

影片中出现了安倍晋三和菅义伟日本两任首相的画面，虽镜头不多却也把社会矛盾和问题所在抛给了上层。

毕竟国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在政府制定政策下谋生的，关心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国际形象等等都没错，但社会公平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更应该受到重视。大国尊严与民众福祉应该是相生相伴的，并不冲突。民众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善，更能体现国家尊严，彰显国际形象。

影片结尾归于光明。

大林三佐子死后，公交站被媒体和民众围堵。许多人远道而来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哀悼献花。大家都在想，到底为什么她会被杀，为什么她要沦落街头。许多和她一样的中年失业者向媒体记者说。

她，就是我们。

大题材很好。但是编剧就差劲了。有的桥段没有生活，也没有调研，就自己想当然的闭门造车。功力浅，所以整个浮于表面。没有多角度剖析，没有层次感，人物相对简单化。

可能是投资人相对有点钱的大学毕业设计吧。

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居然要凑140字。

昨天从《人物》注意到了这个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大概是电影里最让人难过的描述了。

电影本身讲得很丰富，底层人物在疫情期间的无力，中年女性所面领的职业危机、职场骚扰，还有子女和家庭之间的问题等等，一切都让人感到emo。

里面有个老头说了一句话，问他明天的希望是什么，他说，我希望明天不会睁开眼睛。对很多人来说，生命也许没有那么珍贵，生活太难了，难到让人觉得活着本身就是种难以承受的负担。正义大多数时候只会在电影中从天而降，现实中很多人就那样默默消逝了。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中，导演高桥伴明并没有将落脚点完全聚焦在疫情之上，而是以疫情为激化点，展现了日本社会固有的问题：日本社会的“团结，友情，伙伴”之传统价值观，在前疫情时代已然崩溃，并由疫情而进入了极端的表现阶段。而其现状的产生，则有着高度的民族独特性，是独属于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 在开头的居酒屋段落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前时代的社会问题：看上去一派和谐的共同工作景象，却带有经理对外国临时工的打压与对女性的性骚扰，也有女店长对女主角的交流尴尬。高阶层对低阶层的不重视，女性问题，都已经包含其中。有趣的是，经理先强调了“奋斗业绩”，随后又指责女主角在意自己给朋友免单，身后“初心を忘れずに（切勿忘却初心）”的标语变成了讽刺意味的存在。这将“管理者”大话的冠冕堂皇与表面主义显露无遗，也暗示了随后出现的“政府管理者”的疫情政策。 而女主角的处境，在此时也已然存在：被前夫离婚后榨取还款，被哥哥要求寄钱。在这个部分，“交流的隔绝”作为情感连接丧失的社会冷漠化表现，已经有所出现：女主角和家里联络只有电话，反过来的女打工者看经理和店长的恋情，也是用line的定位同步，一切都是间接的，甚至连女主角情感寄托的宠物猫，都只是在女主角倾诉时毫无动静的一张照片。随着疫情的到来，这些社会问题在紧急事态令之下得到了激化，经理的阶层打压从言语攻击升级到了解雇，性骚扰也从口头便宜变成了动手动脚。 居酒屋的经营场景，是导演设计的重要手法，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为不同阶段做出递进的主题定义。最开始的疫情前时期，居酒屋一派繁忙，各阶层、性别、年龄、国籍的人似乎都在一起努力。在这表面之下，性骚扰、年龄歧视、阶层打压，以及“沟通联系”中的尴尬，已然存在，但都掩藏在齐心协力提高业绩的表面之下。而在疫情暂时缓解后，经营看似恢复了正常，但经理的性骚扰已经不再如前一样地有所忌惮，被解雇的几人－－经理口中的“啰嗦大妈”－－也没有被优先召回，说明了阶层与年龄的打压，而店员也带上了口罩，沟通的隔绝从对话的尴尬升级成了物理层面。 可以说，居酒屋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其中包含了各个性别、年龄、国别、阶层的雇员。作为企业文化被经理宣传的团结协力，就像少年漫画中广泛强调的那样，正是日本社会被世界所知的重要价值观。然而，在当代日本，这其实已经沦为了表面的幻象，其内里已经是对弱势群体打压的人情冰冷。就像店员开会时的烤串员工嘲笑的那样，那样的价值观已经“只能在《海贼王》里听到了”。 而疫情的发生，导致了生活质量与经济状况的恶化，在各自利益直接受损的压力下，利己之下的人情冰冷便愈发强烈，由此激化了原本存在的弱势群体问题，出现了更加极端的打压、歧视、抛弃。而经理，作为居酒屋的管理者，也是作品中唯一一个穿西服的角色，正是同为社会管理者的西装穿着者“首相”的象征存在。甚至在更细节的部分，他口称“争取业绩”却为朋友免单的做法，也与菅义伟首相的所作所为有所对应－－－宣扬对“非必要不聚餐”的重视，自己却多次组织党内餐会。由此可见，经理的经营手法，正是对首相防疫政策的呼应。他在口上说着“团结协力抗击困境”的话，落实后却无视了底层人的生计，直接将对方开除并不召回。此后，经理的私吞补偿金，则正暗示了防疫政策对底层人生活保障的剥夺。 同时，此前就存在的“对底层人的无视”范围则有所扩大，一方面，是民间自媒体的煽动，带动了老人对女主角施加暴力，作为经理行为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出现：两任首相的疫情宣言视频先后出现，安倍宣布的紧急事态导致了底层人的困境，菅义伟对社会保障的承诺则被证伪了：与他们形成对应的西服与管理身份的经理，私吞了发给解雇者的补偿金，暗示着“管理者”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无视底层人生活。而在阶层与性别带来激烈分化的疫情社会中，情感的连接也更加稀疏了：女主角与家人的电话变得信号不佳，人们的对话也带上了口罩，并落实成了“对非底层的经理和咖啡店长不予联络”的行为--疫情对阶层分化与底层人生活困境的恶化作用，对日本传统“团结友情”价值观的进一步削弱，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而作为底层人代表的女主角，也展现出了对社会中自我定位的态度变化。疫情开始时，她尚且对疫情前由经济能力支撑的“正常生活”存在留恋，并不想承认自己在收入被剥夺后的流浪。她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高楼大厦之间，在其背景映衬下努力寻找工作，表现出了对繁华主流社会的回归意图。同时，她也会尽量维持自己的“正常姿态”：实际上已经没钱支付自动洗衣房的费用，只是在偷用房内的水龙头，但在看到别人到来时，依然会佯装出正在使用自动洗衣机的样子。并且，在被迫使用廉价卫生巾时，她也躲躲闪闪地钻进了卫生间。然而，未能收到工作机会与居酒屋补偿金的她，逐渐对菅义伟首相所谓的底层保障政策产生绝望，面对演说扭头而去，随之接受了自己被疫情时代的日本抛弃的事实。此前躲闪着使用的廉价卫生巾，被她坦然地从老太太手中接过。 对于这一改变，“食物”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吃饭是生活延续的最低需求，正是与生计关联最为密切的存在。“食物”的要素都逐渐恶化，便成为了对日本防疫政策之无视底层生计的最强烈表现。在疫情开始前，女主角尚且可以在公寓中喝啤酒，吃零食。而在疫情初期，她已经面临经济压力，却表现出了与“信任政策，试图保持正常人生状态”呼应的对食物态度，自己并没有去排队领取公益组织发放的便当，只是追着领了食物的老太太。但到了后期，镜头给到了手机屏幕上的存款余额特写，明示了她的每况愈下，持续进行的防疫政策与社会保障显然毫无作用，只是让她不断跌落谷底。 此时，女主角的关键转变也出现了－－主观视角镜头下，她眼中的街道以黑暗的倾斜状态出现，说明了她对日本社会的看法，而便利店里的包子和饭馆内外的料理，也只能在她的眼前逐一滑过，最终落到了垃圾桶的剩饭上。这一瞬间，主观镜头切换到了客观镜头，女主角在捡吃着居酒屋的剩饭，强调了此般境遇的客观准确性－－－社会对她打压至此，甚至还要由经理做进一步的驱逐，因为“剩饭不允许吃”的规定，而她则已经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底层境遇，随后也与老流浪汉一起吃下了公益食品。这一幕强烈地呼应了开头时后厨的情节，彼时的经理也粗暴地拿走了外国老太太的剩饭，暗示了这一问题在疫情前时代的存在，只是随着疫情而愈发激化：开头的简单训斥，第二次抓出“帮凶女主角”，再到范围与对象扩大到“另一居酒屋的经理“与女主角本人。 而“不允许吃剩饭”的规定由象征管理者的经理执行，也有着对首相制定防疫政策的映射作用：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完全不考虑被执行者底层人的生活情况，从家里有孩子要养但被训斥“我为什么要管你”的外国老太太，到已经身无分文的女主角，再到所有底层人。 随着对被抛弃之底层境遇的逐渐接受，女主角与其他底层人的互相靠拢，构成了绝对封闭状态下的“底层群体内部和谐”，这也是对社会漠视的体现。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存在，虽然内部和谐，但这在外部的伤害下却显得于事无补，只能勉强维生。他们之间的交流，由特写而强调了“不带口罩”的直接性，也是真诚的。而她制作的“象征团结”的手链，在公园里无法吸引到年轻路人的注意，却可以让流浪者感兴趣。 另一方面，社会对底层人的对待方式，也有着以群体为对象的表现设计，以疫情政策为中心，体现出了无视与冷漠。广播紧急事态“不要外出聚集”的政府人员的旁边，是不外出到公园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地藏像带着口罩而老流浪汉不戴口罩的对比，直接点明了他们对防疫政策的无力执行。排队领着公益便当的流浪汉们的身旁，是东京奥运会的大广告牌－－其显示出的倒计时说明了延期的决定，疫情当前却依然只是延期而不是取消，对应着现实里日本民众的争议讨论点，而为了一年后的举办，便必然要采取更强力的防疫措施，从而让旁边的这些底层人们愈发窘迫。可以发现，女奥运会的举办，是导演眼中主题表达的最典型存在，是政府态度与防疫尺度问题的浓缩与诱因。最后底层人试图“破坏”的，也正是奥委会的办公楼。 事实上，外界对底层人的如此态度，在疫情前便存在，并由疫情而激化。自媒体所说的“交税的垃圾”，是疫情前便流行着的观点，在疫情时代下被自媒体使用，煽动起国民因疫情而恶化的极端情绪，最终引导出了被自媒体煽动下攻击女主角的男人，用消毒液喷洒她坐过的座位。底层人便是日本社会的“病毒”，在疫情政策下会被直接消杀掉。 在电影的最后阶段，导演将对政府的指向性完全明示化了，也直接表现了日本社会的又一现象：个体对既定社会规则的被动态度。在此前的作品中，导演主要表现了社会对个体的施为，而在最后则将视角倒转：如果个体进行反抗，尝试改变既定的一切规则与问题，是否会有希望呢？ 这样的“隐忍”“妥协”“承受”，正是日本人的某种国民性特点，在疫情前便导致着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在疫情中则起到了更恶劣的作用。在这里，它便成为了底层人如此遭遇的重要原因：面对不顾自己的政府和高阶层人，身处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中，他们并没有积极地反抗，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逆来顺受一般地接受了一切，甚至会将之归咎于自己。女主角和老年流浪汉的对话，构成了对此的关键表达：后者激烈地叙述着各代政府的罪状，从成田机场兴建时期一直到当今疫情时期，历数振兴经济与防控疫情等“大目标”下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同样遭此待遇的女主角，反应则从“其实还是我不好”变成了“我也是在认真生活的”。 而作为底层人的最极致反抗，导演则带来了对社会既定系统的“终极破坏”，以彻底摧毁现行的一切，再行完成重建：炸弹袭击。老流浪汉与女主角制作了炸弹，设置在东京奥运会承办部门的办公楼下。在这一段中，导演打破了此前的构图习惯，人物不再出现在画面的一侧，首次来到了中央，意味着其在社会中“自我存在感”的取回－－－老流浪汉陈述炸弹时所说的“我只是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说明了底层人的发声诉求，面对社会对自己的随意处置，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态度，而非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沉默地逆来顺受。 同样的“希望”，在电影里还表现在了“女性主义”的部分。女店长似乎打破了阶层分化，对底层施加关注。她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友情，为了大家讨要补偿金，也在面对老外国女人时，以不带口罩的方式做出了情感密切连接的承诺。最后，她更是直接面对经理，取得了性别上的劣势逆转，用录音压制了对方。阶层分化，性别问题，似乎都有所改善。 然而，这一切都走向了无用功的结局。女主角发现，所谓的“炸弹”，不过是老流浪汉吓唬人的闹钟。被动承受的国民性终究未能改变，老流浪汉的反抗与发声，归根结底也只是恶作剧成功后的嘲笑表情而已，在更实质性的程度上依然是逆来顺受的亳无作为。 显然，在社会的大动作之下，个人或某一局部群体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且，导演将之与日本“被动”的国民性相结合，用这种可称之为“民族劣根性”的心理倾向，解释了日本在疫情时代下恶劣境况的独特成因：比起更加积极的西方人，日本的底层人甚至无法做出有力的表态，这让他们既是日本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此心态的底层人本身，其带有的民族负面属性，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微妙的是，女主角成为了电影里唯一的“积极反抗者”，她真正想要引发炸弹袭击。于是，女主角便成为了纯粹的社会受害者。她获得的希望，必然是非常短暂的。在她彻底沦丧到吃下垃圾之前，她一刹那间听到了猫的叫声，以为能够找回自己的情感寄托，却探寻不得，迎来了老教授“祈祷明天不再醒来”的绝望。瞬间希望的产生与破灭，也正是底层人在社会保障政策面前的感受。 她的结局，也只有被当成“病毒”一样地杀死，作为疫情前被“伤害”的激化。社会给他们的，便是女主角在车站的状况---没有巴士可以带着她前行，她只能被抛弃在这里，靠自己与底层同伴的努力勉强求生，却肯定没有前方的光明未来。她坐在黑夜的巴士站，却没有巴士可以让她登上，所以她只能一直坐在原地，无法前往任何远方。她似乎在等待黎明，但日本的黎明却不属于她，只会将她杀死在疫情危机渡过前的极度黑暗中。 在结尾，导演高桥伴明完成了又一次的“瞬间希望的破灭”，且是最极端的一次。女店长救下了女主角，交还了补偿金，似乎将“对底层人的鄙视”与“性别压制”等社会问题一并扭转了，也与女主角建立了手链的情感联系。但是，她采取的方式，却是让人绝望的：自己也辞职，意味着她对底层阶级的进入。到了最后，底层人也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外部支持，而只能在内部进行无力的抱团取暖。女店长与女主角的合力，至多也只能像此前的底层人们一样，在公益组织和公园场地下勉力求生，无法获得更多的生活希望。 二人的“积极行动”，最终也只是变成了极端的形态－－真的将政府炸毁。这无法带来任何的积极改变，更像是自己与社会的两败俱伤，用炸弹毁灭一切，包括如老流浪汉一样必被抓捕的自己。显然，即使已经突破了日本人本性的极限，从纯粹的“受害者”变为完全的“抗击者“，以底层人身份发出了如此的“存在感”与反抗，人生的希望也依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结尾，完全不是希望，而是二人相遇后瞬间希望的迅速破灭，用“积极的日本底层”引发了最终极的无望。就像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二人只是炸毁了政府，而不是登上奔向远方的巴士，黎明也并未到来。 《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是罕见的疫情题材作品，比大部分电影显得更加直接。无论对疫情背景的呈现程度，还是对政府的指向性，都是如此。当然，这也让本作的后半部显得有些“简单粗暴”，老流浪汉对政府的怒斥颇为突兀，打破了全片“以现象事实为主体”的强说服力氛围，也丢掉了一些“政治批判”的隐喻巧妙感。 然而，本作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不止于疫情”。疫情是日本社会问题的激化因素，却绝不是一切的开端。日本社会的弊病是自古有之的，由一种民族性而引发，并持续地作用在各个时期中。疫情前如此，疫情中激化，甚至在后疫情时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任何人为的措施与行为，都会随着具体时期而变化，但引导“人为”的心理，却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决定了日本社会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的内在必然。

给现实意义打三分，丢掉的两分我想辱骂导演。真的没必要美化结局，现实是不会因为你的美化而改变的。请真实地揭露他们的现状！ 从学日语以来一直觉得日本的“他人に迷惑かけない”是一种很棒的美德，但当我真的试图去了解贫困人群现状之后感觉到这种所谓美德何尝不是她们贫困现状的又一层枷锁。明明应该归于制度和政府、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是什么让她们在即使已经丧失做人的基本尊严的生存都难以为继的生活里还是选择背负“责任自负”这种沉重的压力继续挣扎前行。 电影还是美化太多了，她们携手炸毁政府的结局跟现实相比完全就像童话。 “你在许什么愿？” “希望明天可以不用再看见这个世界”。很难忘记这句话。但看了调查却发现更多的贫困人群其实背负着家庭或债务的责任被裹挟在想死却要活着，于是只好麻木的情绪里度过痛苦的一生。贫困的连锁让人根本看不到希望……而就算已经这样，他们还是在想着“不能给他人添麻烦啊” 大林三佐子一直在替前夫还债没有存款，意外失去工作后流落街头的处境难道真的只是个例吗？面对铺天盖地回归家庭的宣传，毫无思想准备地步入未知的家庭，担负可能一不小心就让自己坠入深渊的责任是理性的吗？责任自负论真的应该出现在不应该是丛林法则的社会里吗？ 我还是觉得一个让人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作为东亚发达国家的前辈，我们步上日本后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这之后女性要如何自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