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隶的母亲

一、需要一再强调父权压迫事实的肌理并非只以男性性别的行为展露，而是指以父权沙文主义行事的人们，男人和女人 ，哪怕加上跨性别者，是指一种日用却不自觉、默许且占据优势企图统御他者的父权思想和行为。历史、社会文化中男性生理性别的优越使其更容易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和捍卫者，同一阶层中，生理性别的优越依旧领先于同阶层的女性经济地位。不同阶层中，男性的生理、经济地位以绝对性优势覆盖下层女性。下层女性面临经济压迫、道德压榨和不被承认的独立个体属性。所以才有了古已有之的代孕妈妈、借腹生子、掩盖名目的奶妈等事实和身份。

二、父权压迫往往随经济问题显影，经济问题卷土重来父权以更沉重的打击出现在被压迫者面前。当父权者自身卖无可卖，解放前男人的附属品——女人还可以被典卖，卖力气（祥林嫂）卖性资源（萧红书中的金花）卖肚子（本片代孕），和现在强调的个体自愿买卖不同，以上三种在解放前全是被卖，自主权不在女性手里。在非自愿被卖的前提下，她们还有一个高尚的任务，赚钱养育丈夫和丈夫的儿子。为什么说是丈夫的儿子，因为被典卖的女性往往失去了被原来亲生的儿子认作母亲的资格。在社群认知、丈夫心里及儿子本身又成长为父权守门人后，被典卖的母亲被亲属关系和社群文化抛弃。共同特点都是为了养育儿子被夫家出卖，即使是底层生理男性依旧享有为了延续父权精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而支配底层女性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有人这时候问：那她可以不嫁进来。父权和婚姻制度双手联合，父亲以及内化为父身的母亲，同样可以把女儿送进另一个主宰她命运的父手中。如果说有闲阶级送女儿进另一个父手中是为了帮女儿寻求庇佑顺便利益最大化，那穷人家送女儿出去是为了甩掉拖累顺便赚一笔。

三、经济自由一定是女性解放的关键一步，允许女性经济自由的前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允许女性参加劳动且获得合理报酬。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公正的竞争机会、人格上的平等，这是开国后努力实现的平等，虽热随国家女性主义崛起，是更大的父给予的权利，但也因此更要巩固和进一步促进性别在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女性主义崛起，女性争取到的平等，一定是双赢，是男女人格、家庭关系上的平等。

21世纪了，男性沙文主义的猪依旧层出不穷。女性主义崛起程度在中国，在大陆，在男性沙文主义的猪面前，远远不够。不想再被压榨，就要出声音。男性沙文主义的猪依旧在想象的宝座上酣睡，不要再用蚊子的声音叫醒了，要用杀猪刀。

《为奴隶的母亲》是一部改编自柔石同名小说的电影。在影片中，农民阿祥为了养家糊口，把自己的妻子阿秀以一百大洋的“价格”典当给了李秀才，为李家传宗接代，期限为三年。阿秀很快为李秀才生下了儿子秋宝，李秀才喜不自禁，对阿秀愈是恩宠。这引起了李太太的嫉妒，她使唤阿秀做起了粗重活，并等着三年期限一到，便将阿秀逐出李家大门。回到原来的家后，迎接阿秀的却是自己与阿祥的儿子春宝的冷漠以待……

阿秀

“妻子”和“母亲”是一个女人一生中至为重要的两个身份，很可惜的，也很悲惨的，阿秀在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扮演的都是极为难堪的角色。从“妻子”这个身份讲，阿秀作为典当物，被丈夫阿祥典当到了李秀才的深宅大院里，成为一个生孩子的工具；作为一位母亲，阿秀无力夺回儿子秋宝的抚养权，而耻辱的卖身也让春宝羞于承认她。

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男人决定了女人的命运。李太太相对于阿秀来说极为强势，但实际上也是个弱者。母凭子贵，女人无后进不了祖坟，李太太在李氏族人前抬不起头。她只能无奈地为着“李家有后”这个目标前进着，阿秀的存在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耻辱，当阿秀可能凭借儿子而受宠的时候，李太太再也无法忍耐了，阿秀被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在影片中，李家佣人黄妈对阿秀说了这样两句话：“我们还都羡慕你呢，你有一个能换钱的肚子。要是我呀，就生他十个八个的。”很讽刺，很沉重，让人笑不起来。黄妈与阿秀同为底层人物，黄妈历经大半生，早已变得麻木不仁了。多年后阿秀是否也会成为如同黄妈这样的人，我们只能默默猜测。

对于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她们各有各的不幸。无论是表面上看起来多风光，都要背负着宗族的、社会的沉重的枷锁。而对于男人们来说，女人们的苦难无关紧要，李氏的长辈们在劝导李秀才纳妾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女人们，没人为她们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