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奏鸣曲

片中至少有三个地方提到中国，先是男主角因为公司总务部被迁到了大连，于是被裁，这才带出后面的整个剧情；紧接着公司来了个中国员工，同事说用同样的工资可以请三到四个中国人；后来男主角在家里面正在看的电视，播放的节目讲的是关于中国的资源，煤炭产量世界第一之类。

因为整个片子的一个主题就是表现日本的经济困境，接二连三提到中国，可以表明导演认为困境与中国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想必在普通日本人中，被中国威胁的感觉还是有的，可他们很少会游行反中国吧。我们抢了人家的饭碗，干嘛却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呢？

说回电影。暂且认为电影对日本社会现状是如实表现的，大量专业人士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怕被家里人发现，整天在外游逛，还要制造自己很忙的假象，甚至有人为此自杀。看到有网友评论说不理解，不就是失个业么，家里还算过得不错嘛，再怎样也还有政府救济和失业保险嘛，怎么就要搞得这么惨，这让中国的几亿穷人情何以堪？

我倒是能够理解，失业带来的不仅是生存问题，顶要紧的其实是尊严的危机，特别是对于一个家庭的男主人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成为顶梁柱，保护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没了工作，也就等同于没了尊严。再说，中国老话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富日子过惯了，突然间又要紧巴巴过日子，感觉朝不保夕，看不到前途，这种感觉理应是特别难受的吧。

男主角佐佐木最后煤气自杀的那个朋友，之前每次出现都是一副满不在乎、不紧不慢的潇洒样，好像对自己失业几个月都一点不着急，其实呢，全部都是伪装。为什么要伪装呢？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一点点尊严。

昨天看锵锵，侯德健讲到了战争，说以前的那些战争之所以会发动，都是因为国民的生存空间太拥挤所致。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国内陷入困境。他举了日本为例，说这么小一个国家却要维持那么大的一个经济总量，国民都是活得很辛苦的，而且生存空间的逼仄，造成了日本人的普遍压抑。经济只要一糟，那种压力就更加严重，逼得人要向外寻找空间或转移矛盾。

《东京奏鸣曲》中，日本人的这种压力带来的压抑，无处不在。不管是失业的男主人、家庭主妇，还是离婚的钢琴教师、因创业失败而堕落的小偷，都在生活中如困兽之斗，找不到方向。比较特别的是片中的大儿子，一心想要去加入美军，而这代表的，正是年轻人对国内逼仄环境的逃离，是对压抑的反抗。

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前后脱节，前面单纯地讲失业后的家庭风波，表现得很真实，后面却过于戏剧化，而且模糊了重点，比如女主角被小偷绑架后没有想到逃走，而是坦然地和小偷一起兜风到了海边，在那儿一个劲地抒情表现人生绝望。可我最喜欢的却恰恰就是模糊重点的这一部分，它使电影没有仅仅局限在表现经济困境这一具体的现实，而升华到了对人生根本困境的表述。女主角的几段自言自语，比如“真想这一切都是梦境，一觉醒来，自己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然后就能重新开始”，还有之前躺在家里沙发上伸手说出的那句“谁能拉我一把”，都表明，她的问题并不是丈夫失业，而是环境的窒息。本来之前还以为女主角只能充当在家庭中起缓冲作用的花瓶，没想到后来小泉今日子越来越有戏，特别是被绑架之后的所有表现。导演借片中的小偷之口对小泉说了一句：“你真的就是神啊！”

前面说到大儿子去美国参军是对压抑的反抗，其实联想到侯德健的话，就可以想到，小儿子学钢琴也可以当成一个隐喻——侯德健认为，解决环境拥挤并不一定要扩大土地，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发展文化。就比如你在拥挤的斗室戴上耳机听音乐，就会马上感觉到空间扩大了，自我舒展开了。

片中还有一句“重要台词”：“我们就像被困在快要沉没的船里一样，救生艇都已经开走了，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片中的每个成人都在挣扎，却找不到自我解救的办法，要么就只想到去死，要么就继续压抑自己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或者扔掉那小小的尊严。好在片中的佐佐木还有自己的尊严底线，那就是可以趴在地上擦地板扫厕所，捡到的巨款最后还是要还回去的。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找到了他看不见的方向。

是作品和观众的关系，总归是要存在认同的。东京奏鸣曲，让人旁观又唏嘘不已，当然不是中年人的唏嘘，没那么有内容，只是不知道，时时刻刻存在其中的生活，将来会是怎样的面目。

    奏鸣曲，不懂是什么东西。想来总有几个部分，也应该有不同乐器的合作。生活的奏鸣曲，你我奏的又是什么部分？掌的是哪种乐器？是父亲？母亲？儿子？或者其他的什么角色，又或者不同的人生阶段，手持的是不同的乐器。

    以前，冰心说自己愿做一弯浅浅的小溪，于是就信了，觉得用简单的眼睛看世界，自然看到的也是简单，心中即便千千。这和生活本质的“一一”并不矛盾。但是当面对困扰的时候，头脑总是不能抑制地千回百转，于是人大概是常常处于貌似本质性地思考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和电影仍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曾与朋友笑谈，在风雨飘摇的某些时代，我至多是一个改良派，绝对当不了革命派，推翻一切的愿望和动力似乎从来不曾支撑我将其实施下去。

    如果说，与爱人长久的相处是包容理解和信任，或者说妥协。与生活这个爱人大抵也会如此吧。

   似乎和《东京奏鸣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那些个角色，总归在生活中你是要扮上一样两样的。电影里一个走不下去的家庭可以有一个钢琴天才的儿子，在情节上这是对困境的一种解决，但是银幕之下呢？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未雨绸缪却是人的本性之一。

    生活的智慧不是文本的，不是“弹指”间的，不是每个故事都一定有开头有结尾的，这个可以有，但人又总是觉得这正是自己最缺乏的。最近看了几个电影都在讲生活有多少种样子，不论是宣称独立的《黄瓜》还是学生作品《西瓜》或者这个《奏鸣曲》艺术作品中唯独没有你的生活的样子，也没有你想要并且可以要到的生活的样子。

一個父親的尊嚴

自從人來徹底脫離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以來，父親這個職位從來都不是容易勝任的。他代表了一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高領導領導權力，當然也肩負了一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大義務，那就是無論通過什麽手段，都要滿足一個家庭的生計以及保護一個家庭的安穩。鑒於父親這個職位為家庭提供了最原始最保障的基礎，家庭也賦予一個父親最高的尊嚴，最高的家庭地位。就如我們經受父親們輪番打罵而不得上訴一樣，日本社會至今依然保留著餐桌上父親施令方才動筷的家庭生活習慣。這是父系社會給以一個父親的尊嚴。
然而這種尊嚴并不是一個男人與生俱來的天性，一個男人與生俱來的天性只是盡可能多地佔據配偶以及盡可能多地交配。對，和一條野狗無異，只管交配，撫養小狗是母狗的責任。但是父系社會對父親這個職位的要求遠遠不止這麼簡單，既通過婚姻這樣具現代文明的法律程序限制了一個男人的交配權和交配對象，也將撫養一個家庭的重任自然性地配置到父親這個職位上。可以說，父系社會史是一部男人的血淚史，它將一個男人圈養成為一個父親，默默地耕耘一個社會最小單元。粵語社會對結婚這件事總結為“做老襯”三字，充滿了戲謔。
一個正常的男人都不會時刻萌生結婚成立家庭的衝動。當然我承認我十幾歲認識第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我是很衝動地想去結婚的，但那時候我還是一個男孩子而不是一個男人，我不知道成立一個家庭需要肩負多少，我只是單純地希望對一個女人宣佈主權，甚至不是交配權。一個時刻希望成家立室的男人，無非都是希望通過犧牲自己的動物性去換取父系社會成本越來越大的交配權。對，這類男人是交配權的炒家。其次，不排除一些希望成家立室的男人根本就不瞭解一個男人需要為一個家庭付出多少，懵懂如十幾歲的我，萬大事天塌下來再說。這類男人則是交配權的衝動型消費者。
我說這些并不是我男權，也不是逃避。而是希望每一個男人確實做好準備了，才去接受婚姻這一現實，才去組合一個家庭這樣的社會基本單元，自我圈養成為一個父親，即使這個家庭只有可憐的兩人，你都是這個家庭的最高領導者。從此，父系社會賦以你一個父親的尊嚴，代價則是你需要為這個家庭去犧牲一切。一切男人的動物性，男人的友誼，男人的尊嚴，男人的一切一切，在家庭面前，都是塵埃。你唯一能享受的就是你老婆叫你回家吃飯，而且是在你施令以後全家才能動筷，哪怕這個全家只有可憐的兩個人。
我的兄弟們，哪天你們決定了做老襯，告訴我。我們喝完男人之間的最後一口酒，以後你的所作所為，都可以通過父親這個職位來解釋了。你這個社會最小單元的最高領導人，父親這個職位才是你這個可憐蟲最終的歸宿。


一個母親的堅強

一個父系社會家庭，基本構成元素就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有沒有子女寵物那些都是等閒的附帶產物。由於我是一個慈母多敗兒的典型產物，我對母親的洋溢之辭早已氾濫到戀母的地步，亦不再累贅了。就如一個男人要做好準備，才自覺把自己圈養成為一個父親一樣。一個女人難道無需同樣做好準備，自我綁架成為一個母親么？如果家庭是兩個人的事，作為一個女人，你有沒有做好綁架自己的準備了。
不知道是隨我年紀漸長還是整個交配權市場的需求差異，我身邊的剩女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即將步入三十的處女阿姨依然熱情期待著自己的初戀在粉紅色調的爛漫春光里如彩虹一樣耀眼來臨。她們用粉底去修飾日漸失去光彩的皮膚，用廣告熱賣產品去標緻自己緊貼社會，用糾纏哀怨的文字去表述自己的際遇，用都市女子的身份與身邊的人擦身而過。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一個家庭而忘卻一些看似是基本元素的東西，比如車，比如樓，比如戶口。
女人當然需要安全感，需要穩定。甚至，你可以說我可以不要車不要樓不要戶口。但你絕對無法避免不久的將來你旁敲側擊暗示來眉眼去的都是這些東西。而讓你無法取捨的理由不是因為你這個交配權賣得不划算，而是別人的交配權交易得更划算。在這個時候，這些女人就如精明的商人，在成功銷售一件物品后通過不斷的軟件硬件升級來飽和自己的欲求。
有句說話說得好：家庭是女人畢生的事業。一個女人如果真的希望組建一個家庭，第一個應該綁架的就是自己的奮鬥目標，全身心投入一個母親的角色。忘記那些側忍纏綿流淚的生離死別愛情電影，忘記那些意亂情迷欲罷不能的廣告熱賣產品，忘記那些宿舍閨房裡姐妹間無厘頭的約定和毒誓，忘記那些曾經無數次構思過的世紀大婚禮，甚至忘記去問對方愛不愛你。你要做的是全身心投入到母親這個職位上，學會堅強地接受這個家即將會面臨的貧窘、憂傷、磨難以及背叛。除了媒婆，沒有人敢保證你結了婚人生就會有希望。但一個母親的堅強，將是一個家庭最後的底線。
如果你今天被剩下了，不妨問問自己能堅強到一個家的底線在哪裡。不要再拿處女膜交配權說事，也不要將文藝的愛情和殘酷的現實混為一談。一個母親的世界里，只有家庭。


一個青年的追逐

如果我這個八零后還算是青年的話，以下的說話就有意義了。作為被教育的一代，紅旗下成長被譽為跨世紀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經歷了寒窗苦讀十餘載然後意氣風發地走到社會的時候突然就懵了。前面有牢牢掌控著社會資源的中青派七零后，後面有無所畏懼的樂天派九零后，那種突然就哀傷了的感覺不亞於天涼好個秋。我記得我畢業時候的某次面試，某人問我爲什麽選擇銷售這個崗位，我就說因為這個崗位和我專業吻合，能體現并證實我人生的價值。對，當時我是千真萬確說了“人生的價值”這幾個字，於是被某人當場反駁：我請你來打工不是要你實現你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是你如何實現公司的價值。
我也并不埋怨某人這麼赤裸裸打擊我，我的確理想化而他說的也是大實話。人吃人錢生錢的社會，快就是硬道理。仁慈的開發商還沒把我們房子的錢收完，就把房子給我們住，然後這堆鋼筋水泥逐年歲磨滅了我們的年輕，也成為了我們唯一的成就。唯物主義者認為，有物質存在的前提下，思想才有存在的意義。於是，沒有房子的話就沒有愛情，也談不來精神層次的人生的價值。
我其實也不介意從一個社會主義螺絲釘變成一個和世界接軌的螻蟻，因為實質意義是一樣的，卑微是唯一的標識也是唯一的共識。但一個社會主義螺絲釘他起碼自欺欺人地覺得國家需要這個螺絲釘，沒有這個螺絲釘機器就運轉不了。一個和世界接軌的螻蟻則感覺不到被誰需要，除了做螻蟻生意的商人。這種感覺不到被國家被社會需要的感覺很糟糕，除了儲錢娶媳婦還房貸不知道明天還要干什麽的狀態很悲觀。
日本彷徨青年加入美國軍隊，進駐中東執行任務，並且留下來維和。這樣的故事于我看來，只是將“被需求”轉化為另一種表現渠道，逃避后重建自己的精神勝利法。但精神層次的追逐，永遠是子非魚的問題，外人無權評價。至少我們除了比爹比車比房外，還有另一種存活的勝利。


一個少年的煩惱

人開始第一次認知世界，始於第一次產生煩惱。這個小生命開始對這個世界產生了彷徨、迷惑、以及驚慌。這個世界不再如你肚餓就哭，於是就有奶送到嘴邊這麼條件反射得自然。這個世界開始有些東西是自己無法再輕易得到，或者自己無法得到，有些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等等。而這些就是煩惱，即將佔據我們的餘生，直至彌留之際，還是縈繞著。
我年少的時候家境不好，除了吃飽和讀書必備的開支外，基本所有娛樂節目以及興趣培養都是自給自足的原生態。而我身邊不乏知識份子家庭的家長犧牲一切去培養一個小同學的愛好，也不乏暴發戶叔叔對子女物質上的法力無邊。於是我在他們身邊就如一道黯淡的風景，自小就學會了壓抑自己人生色彩的迸發。我是一個敏感又懂事的孩子，我很小就學會在一個家庭里察覺自己的份量和家庭氣氛。比如父母只肯在教育上投資我，我就想各樣的教育名目去向父母索取財物。我會開家裡開什麽顏色的燈來決定一個晚上的節目安排。開一盞昏黃的燈泡那是因為家裡只有我和母親，我得乖乖去做功課，即使沒有功課都要裝有。如果開了明亮的光管，那是有客人或者家裡有正經事談，那我就可以到鎮上任何一個地方玩到我娘拿棍子來捉我回家。那時候的煩惱還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偷了的番薯該埋在哪裡比較安全，僅剩的遊戲機幣藏在哪裡不容易被發現。
就是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個貧困的家庭里，他僅能有溫飽的權利，而沒有夢想的理由。面對這樣的煩惱，他只有兩種解決方式，要么是強硬地哭鬧強求，要么是乖巧地偷偷騙騙。無論怎樣，這樣的小朋友都是不討好的。貧困環境里的追求是無理取鬧，貧困環境里的夢想是盲目攀比。
這些小煩惱的日子不會太長，這些少年會被更多的煩惱填充了生命。在這個過程裡慢慢學會了失去和放棄以及掠奪。從前有一個小朋友他很懵，懵著懵著，變成了一條懵佬。
果然人老的最大好處是年輕時得不到的東西你不想得到了。不代表你解決了這個煩惱，而是這個煩惱你這輩子都無法解決了。我小時候很想踢足球為國爭光，現在我很想每天對著國家隊操國罵。比起現在身邊糾纏不清的煩惱，那些年少的日子真是令人振作。

黑泽清的一部非惊悚作品，在平凡的现实描绘中展现了奇妙。这么说是因为，电影前三分之二的现实主义笔触，几乎让人忘了这是一部日本电影。日本电影固守的探寻内心的基调在此片中有了一种崭新的变奏。

电影中人们探寻内心的方式不再是一种向内的开掘，体现出来的也不再是物哀、幽玄、枯寂等传统的日式格调，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无解、冷漠和无法沟通。电影也借着对四口之家的客观审视，点出了日本现代社会——或许也包括整个人类社会——潜藏的忧虑与哀伤。

在前三分之二的现实主义描绘中，48岁的香川照之被公司扫地出门，失业后瞒着家人每天在外面找工作，吃救助餐，类似情节在其他电影中常见，但在本片中因摒弃了煽情的成分而显得真实可信。如果把这段戏代入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当下，更会产生极大的共鸣。导演显然不希望这段戏有过多的戏剧成分，在如实的描绘中，我们自能体会到即便是在日本这样一个超富社会中，人在应对社会变化时同样的力不从心和无从抗拒。

这种全无应对的变化——从有业到失业，将一个社会属性的人抛弃于人群之外，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生计、金钱等）上的失落，还有心理上的断层与失控。失业三个月的同伴无法承受被社会抛弃和欺骗家人的心理压力，选择自杀，正是对这一问题极端但真实的写照。

由此带来的家庭关系的生疏，也体现在家人间内心毫无交流，外在极其冷漠。贤惠的妻子、青春期的长子、有些孤僻的次子，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说不出的哀伤，却全部排斥彼此的交流和纾解，以隐忍（妻子）、叛逆（长子）或独立（次子）的方式独自承受。

这三分之二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诉诸完全的现实主义。如果只是如实地描绘中年危机或是失业、家庭、社会等具体问题，它可能只是一出精彩的社会剧或伦理剧。而电影超越了具体描绘的情节，通过一家四口各自的内心失落和彼此的内心隔膜，呈现出当下人的个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法沟通。甚至在某一刻，会让人想到看安东尼奥尼式的、心理现实主义的电影的感受。

问题纠集在一起，作为电影必须有一个释放的出口（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除外）。当然在现实中，问题会无限期地存在，很多时候无解就是解决的方案。影片在三分之二后引入了役所广司饰演的小偷，以一夜之中家庭人物的戏剧性变化，试图给这个故事作结。妻子被小偷劫持，有了一趟毫无浪漫的意外之旅；丈夫拾到巨款却发生车祸，似乎也有了新的感悟；次子被警察逮捕关了一夜；长子因加入美军继续缺席。

这样刻意的安排无疑是一种冒险，一方面与前三分之二的节奏完全背离，一方面很容易陷入就内心呈现内心的日式传统。果然，此时的妻子不再沉默，而是张开双手等待虚空的救赎；小偷也被刻画成被心魔困扰的超脱人物，电影就这样回归了夸张的日式心理写实的层面。

初看的时候，看到此处有一种被噎住的感觉，当然我们是热爱这些日式格调的，但毕竟电影的前面部分很好地呈现了某种质感，我们希望它的一气呵成。但看后再回想这一段时，似乎感受到导演黑泽清的某种良苦用心。也许对于一个家庭，甚至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是无解的，唯有时间可以开解一切。那么，如果把无限的时间放置到有限的一个时间点上，看一看这个人生的无解会呈现如何的面目，又有什么不妥呢？何况，电影不就是要表现戏剧性吗？所以我觉得，电影在此刻急转直下，引入一段戏剧性强烈的日式心理剧，正是要给出一个属于电影的答案。

这一夜的风雨，凝聚了太多的观想，每个人都感受到生途悠悠，每个人都渴望着重新开始。（似乎我的表述也抒情起来。）可是，电影在接近结束时再次转向，时间转到四个月后，电影的格调再次回归现实的层面。但这次回归的不是前三分之二的原点，而是经过了导演、电影中的人物和我们的努力。那凝聚的一夜还是被更远的时间稀释了，又呈现出无解的命题。然而这是经过我们努力的无解，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可以释怀。

黑泽清就这样用一个看似平凡的现实题材，为我们呈现出本质的人性命题。这和他那些优秀的惊悚片一样，透过某种类型，传递出更深入的生命思考。电影中的影像和配乐很容易就能看到他惊悚片的影子，也许在导演看来，通过世相看本性原本就充满了玄奥。

就像香川照之失业后欺骗家人的桥段一样，电影以一段普世的钢琴曲结束也看似平常，但却是一个很让人激赏的结尾。它呈现的不是开悟，也不是无常，而像是一种平复，让电影中人物的努力和我们的努力都得到一次无解的抚慰，这是艺术（音乐和电影）带给我们的抚慰，也是我们仅能得到的抚慰。

 2008年的日本影坛风光全属于《入殓师》，这部由伊丹十三的“情报电影”与亦悲亦喜日剧模式所组合而成的温情情节剧。但我相信时间终将证明，《入殓师》的成功不过是迎合了日本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后等待救赎的集体症候。它是疗伤药，是麻醉剂，是属于日本疗愈系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它消解了现代人亟待解决的“逃避”与“归宿”的心理矛盾，构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语境下的世外桃源。过于精巧、过于完满，反而减弱了影片与观众间的内在张力。这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拯救的入口，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观众注定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口。所以，这只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它距离“伟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去年，真正能配得上“一部伟大的日本电影”这个称号的当属黑泽清的《东京奏鸣曲》。在5月斩获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之后，很多影评人反而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这部电影的质量足够进入主竞赛单元，完全没必要“屈尊”去“一种关注”单元。（我个人也认为这是继《加州之梦》之后，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中发掘出的又一部影史佳作。）黑泽清这次“转型”着实让人意外，由恐怖片过渡到家庭伦理题材。让我担心，他是否要把家庭题材拍出恐怖意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没有温情的刻意营造，有的只是普通人的失意与迷茫，失败者的痛苦与追寻，长时间的矛盾聚集的突然爆发，最后一切又终将归于平静。犹如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暴风雨过后一个个徘徊着的孤独灵魂仍然要继续前进。
   黑泽清这部家庭伦理剧，无法让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式的传统日本家庭电影，这类电影的矛盾设置是“私人的”，最终解决也多是由家庭内部机制进行调和。《东京奏鸣曲》则更具如《美国美人》般的西方家庭剧特色，家庭中的矛盾是“公共的”，最终则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来解决。父亲的失业、母亲的身份迷茫、哥哥的理想缺失，最后矛盾冲突的大爆发则意外缘于一个强盗的介入。在小津的《东京物语》中，外人的角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顺路过来“嘘寒问暖”，矛盾最终化解则是家庭成员自己的付出与牺牲。在黑泽清那里，家庭的性质不再是构成社会的“单元”了，而是从属于社会被社会所控制、所毁灭的对象。这是社会与家庭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高高在上，俯视着一切，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傀儡木偶，家庭依靠社会生存，殊不知，你索取得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
   一个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作为家庭支柱，因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电影中，父亲的失业无疑是对这种权威的毁灭性打击，而维护这种权威的努力就变得近乎于堂吉诃德同风车搏斗般无力、可笑。但事实证明，他做不了堂吉诃德，因为他信仰的“权威”是世俗的，而非理想主义的。世俗意味着被社会操控，被社会操控则是迷失自我的前奏。电影前半段以父亲为中心，就业中心里的高不成低不就、公园里游逛，领免费午餐、家中的拼命掩饰，影片在这几个有限的场景中转来转去。乏味、单调，正如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随着电影的推进，我们发现一家四口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中。母亲被家庭限制，小儿子被学校。大儿子是一个首先“觉醒”的逃离者，不回家并不代表他不受限制，他是被限制在这个社会对理想主义的排斥上。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在周遭人看来幼稚、无聊。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堂吉诃德，他尽一切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参加美军的伊拉克反恐战争，当他拿着参军文件要求家长签名时说：“你们不签也无所谓，有专门代理签字的机构。”他已经决定要反抗“父权”这座大风车了。最后的醒悟也与堂吉诃德临终前的忏悔如出一辙。小儿子是第二个逃离者。音乐、钢琴成为了他摆脱空虚、重复生活的凭借。但来自父亲、老师的压力却是实现梦想的绊脚石。被“父权”压制的一代人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而父亲、老师精心建造起来的“权威”在反抗之下不堪一击，最后只有使出“暴力”这个杀手锏。（父亲的打骂，老师的罚站）正如毛主席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种外强中干的权威倒地是迟早的事。黑泽清让权威倒掉的同时，又给了观众一个冷冰冰的现实：这种“权威”在其它地方仍然变换着脸孔来压制人。小儿子帮助离家出走的同学以失败告终，同学还是被捉回了家。小儿子最后的反抗在强大的“父权”面前更无异于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他因偷窃被警察抓住，在看守所关了一晚。这里无疑受到了特吕弗《四百击》的影响，《四百击》中安托万偷父亲的打字机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影片还有一处有明显的《四百击》痕迹，下文再表）。结果还是一个悲剧，父亲、老师虽然失去了权威，但这个社会仍在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敢于逾越社会规则的人，注定将被边缘化。
   强盗正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色。原先是一个锁匠，失业后做了强盗。母亲被强盗绑架后不愿离开的情节似乎是在说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根源正在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强盗正是她逃离虚伪生活的力量，是她的凭借，如小儿子的钢琴，大儿子的参军。而刚取得的驾照无疑是她身份迷失的绝佳注脚。“可以用它来代替身份证”当她回答大儿子“我们家又没车，拿驾照干吗？”的疑问时说。剧情发展正凸显出“驾照”这个物件细节所蕴含的引申义。驾驶强盗偷来的车来到海边（海边正是《四百击》最后经典长镜头的落脚点），他们来到了世界尽头，前方再也无路可走了。她知道逃避一切决不意味着重新开始。她只是害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那个被谎言所包围的生活（丈夫隐瞒失业、小儿子拿餐费当钢琴费、大儿子参军不和她商量，只当她是个签字工具、她做的面包圈没人吃）。父亲借以逃避现实的凭借正是那笔打扫厕所时捡到的意外之财。金钱是社会操控社会成员最有力的工具，父亲因失去金钱而丢掉“权威”，当他得到重获“权威”的机会时，当他面对道德上的抉择时意外撞见了妻子，自尊心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他开始不顾一切地逃跑。四个人都开始了逃离，逃离那个叫“家”的地方。疯狂的一夜过后，父亲将金钱投入到失物箱中，表明他已彻底放弃了那个脆弱、空乏的“权威”（与之相对的是父亲的同学，将“权威”带进了坟墓），母亲拒绝了强盗的性要求，表明她还是选择了家庭作为自己的归宿。小儿子离开看守所后选择了回家，三个人坐在一起面无表情地吃着饭，似乎一切都从没发生过。一首奏鸣曲的精髓部分不在于高潮处的激动人心，而是在高潮落幕，尾声开始的瞬间。在这个时刻，这首奏鸣曲所要传达的思考与感动会全部释放，就如这个吃饭的场景一样，不完整的家庭（大儿子在伊拉克参军），各怀心思的三个人，物是人已非。救赎的希望伴随着黎明前的晨光如约而至，这缕晨光驱除了谎言与冷漠，恐惧与彷徨。电影结束于小儿子的音乐学校钢琴考试，父亲继续做清洁员，母亲继续操持家务，大儿子认清了美国“自由战争”的实质，决定留在伊拉克。其实就这么简单，生活亦然、电影亦然。
   《东京奏鸣曲》与《入殓师》同样是逃离，同样是寻找归宿。但只有前者让我们在逃离与归宿之中看到了救赎，也许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弃痛苦与沉重，可是救赎本身就是既痛苦又沉重的呀！

To say Japanese bring unrivaled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in depicting the intrinsic depressing nature of life is like saying Italians are masters of pasta (Had amazing Penne in an Italian cafe in West Villiage before the movie). A less obvious fact may be that they are apt at showing the most vulnerable side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an appearance of strength to persevere. I always think there are some uncanny similarit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Vikings. Both sea-seasoned people, both with an infatuation with glories in predestinated defeat. I wonder if i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being born on a small island surrounded by boundless ocean, the result of life-long struggle between homo erectus' inane fear of deep water and the absolute necessity to tranverse it.
 
What struck me most is this fleeting scene of hop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movie before the dramatic finale unfold. An afternoon in the piano teacher's room, after Kenji finished his lesson. In the silence the ensued the camera hovered in a place somewhere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boy, as if unsure on whom to focus the lenses. Then it started to slowly pull away, almost painstakingly slowly, a fuller view of the room is unveiled. The room was rather dim, there was sunlight coming from the front porch, but it was bleary, depleted, like it used all its strength to pierce through the clounds and upon reaching the room it was dead tired. The teacher said, in a typical serene but deliberate Japanese way, "Kenji, listen to me." Pulse. "You are talented". Pulse. "Extrodinarily so." Prolonged pulse. And here is the amazing part, all this while, from the moment the teacher uttered her first word, the light in the room started to grow, stronger and brighter, increasingly more assertive, until the whole room was light up on golden fire, and both the teacher and the boy eventually became silhouette bathed in a blaze of light. "You should go to music school". She conclu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