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懷著Death wish的馬新春在老搭檔老曹的棺材上最後一次畫了仙鶴。紅底兒，黑白兩色的仙鶴展翅，正是馱著人走的意象。在偏遠的甘西北農村，老曹後人沒能保住的棺材，給馬新春預示了被毀滅的死亡。這是電影里唯一一幕來自外界的粗暴。
馬新春不喜歡火化，害怕隨煙而逝，所以見著煙囪就要堵，所以要處心積慮地尋找自己的死亡之路。仙鶴不僅是他一生的縮寫，更是他期望的歸宿。
孫子的純良，正好是執行者的最佳人選。拋開女兒、兒子這些成年人，馬新春在天真的兒童那裡找到寄託。回應沙地上意外的“埋”，孫兒完成了爺爺的託付。
節奏穩當，色彩飽滿，音樂恰當、不擾、隱忍。演員群體加分，導演值得期待。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脱胎于苏童的同名小说。原著小说很短，影片最后的二十分钟忠实地再现了原著小说的全部内容。但如果把影片就浓缩成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会略显突兀，而现在给人的是急转直下的惊悚感，恰如小河配乐中那嘶嘶拉拉而又嘎然而止的琴声。

前一个小时的故事无非是让我们走近这一家人的生活，了解子女对于老马身后事的看法，智娃和苗苗的个性，以及老马那关于死亡、白鹤和烟解不开的心结。如果只留下最后一场戏，那影片就很容易变成“固执的老人不可救药”或者“不懂事的孩子最残酷”之类的主题，而当我们有了之前一个小时对老马的情感代入，体会到他对烟的认识（旱烟）和恐惧（炊烟），他对子女不尊重他遗愿的担忧，才能理解他最后的决定实在是在情理之中——每个人都怕死，但和怕死比起来，老马更怕变成烟。

或者说，和怕死比起来，老马更怕死后升不了天。老马的工作是做棺材，影片开始就是老马在棺材上画白鹤的片段。可以想象，老马画了一辈子棺材上的白鹤，一定是饱含着对死者的祝愿，从另一个角度讲，他比谁都希望死后能驾鹤西去。老马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在家里可以坦然地谈论死亡，因为他见得太多了，女儿在把他接去家里过中秋节的时候就直接说道：“你还能死在我家里？”不过子女应该没有想到，火葬对他们来说是移风易俗，驾鹤西去对于他们可能只是美好的传说，对于一个认真画了一辈子仙鹤的老人，如果告诉他仙鹤永不会来，那就是对他一辈子的否定。

老人和小孩一样，会调皮捣蛋，会逗来逗去，老马的仙鹤就和智娃的孙悟空似的。只不过老人让人更不忍心拒绝，就像画面几次三番提醒我们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尊重老马的遗愿也不能算是溺爱，虽然我是个无神论者，但如果抛开文化语境来看这么一个“老人临死前想象着仙鹤会来接他归天”的故事，不失为一个浪漫的童话，如果他能得偿所愿，会很感人。如此天真的一个老人，却得不到应有的临终关怀，是本片的悲剧性所在。

当然，不是所有想入土为安老人都有老马这样美好的想象和浪漫的情怀，就像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在73岁的时候挑出女儿菜里的头发丝一样。但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人有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自己的遗体？毫无疑问，如果在塔尔寺的人们有这个权利，那整个国家的人就都应该有这个权利，便于管理不应该是粗暴执法的挡箭牌。

说说表演——有专家诟病本片的表演不精彩，不如专业演员——我觉得这种原生态的表演配合上现实主义的摄影方式对生活的还原度极高，在高原风景下映衬下老马展现出了真实的苍凉感，智娃也相当有灵气，让人认可这就是生活本身，继而认同片尾那一片飘过核桃树的浪漫羽毛也是生活本身，让这个全片唯一具有形式感的镜头也有了实感。白色的羽毛轻轻飘过，土黄的大地却压在了观众的心头，带去沉重的观感。

不禁要吐槽一下，诺大的放映厅只坐了稀稀拉拉十来个人，文艺青年们都去哪儿了？

（知道拿电影去跟文学原作比较，既合理又不合适，不过因为先看了小说，总不可避免的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画面想象，或多或少影响观影感受）

　　电影放映完毕后，有观众问导演：“你是双鱼座吗？”

　　李睿珺纳闷：“你怎么知道的？”

　　观众回答：“我也是双鱼，只有我们能在小时候看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才会哭。”

　　我们知道双鱼座盛产艺术家，这或许反证了这个星座人的敏感本性。不管星座是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扯淡，总之，从甘肃小村庄走出来的八零后李睿珺又是一个佐证这“趣味迷信学说”的好例子。他把作家苏童又一番关于生与死的灵性思考（短篇小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成功改变成独属自己的故事；他让那些在亘古不变实践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亲戚朋友，还原为围绕自己成长经验的可爱精灵；他年纪轻轻就试图将那么一些只可意会的深邃意境，用精雕细琢的影像进行传达和抒情。

　　而这种试图，从观影感受上是愉悦而接近于成功的。为什么说只是接近呢？因为我个人相信苏童的意象始终是专属文字的。因为是灵巧的短篇，观影前，不少中国观众都简单扫了一眼，大家带着几乎同样的疑问，“就一个老头和两个小孩，这可怎么改成电影啊？”

　　莫非是像《樱桃的滋味》那般同样指向意味悠长的生死？可李睿珺实在没必要成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感悟的阿巴斯。他选择并挖掘出小说打动自己后引发的少时记忆，从故事情节到电影时空都将苏童原作的物理格局扩大数倍。记忆里，浮现出导演最初可感知的伤心，为大闹天宫罪行的孙悟空被判刑而哭。“没事，第二天他又会从电视里跳出来的”，大人开导道。“可是他要被压在山下500年！”孩子继续嚎哭。电影里，小伙伴们会去到河边的建筑沙堆上，比赛谁能将头闷进沙里的时间最长；会看着邻居小孩跟着父母与上来宣传火葬并挖祖坟的村干部拼命；会让大人为自己在河里抓来鸭子，却看着鸭子被煮熟后翻脸不认人。而所有的这些记忆，都是最简单和直接的，绝不会像成年后、文艺后，将记忆彼此相关联，并过度解读为死亡体验的隐喻。

　　而苏童的原作内容，几乎只留在了电影最后的十多分钟里。一直坚称在水田边看到仙鹤的爷爷，与孙子孙女进行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对话，老人不愿进火葬场，而期望在地里画个圈躲起来，等着远方来的仙物，驾鹤西去。

　　“老人摸了摸孙子的头发，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老人揪着自己的喉部，一边咳嗽着一边说，我让他们……长成……人……他们……要……把我变成……烟。”这是小说中最直接最不含蓄的部分，从阅读感受上颇入心灵，可一旦成为电影对白，就有可能不像说人话。所幸，李睿珺不但放弃了小说中全部可能的“画外音思考”，还聪明的加上自己最熟悉的乡音——并非大众所熟悉的普通话——解决了中国电影中最老大难的对白设计问题。

　　可是，关于生死的苏童式意象，始终难以真正通过影像来表达。爷爷表达了土葬心愿后，眼瞅着可爱的孙子真就拿来铲子动手，虽说并非恐惧，却也对行将就木的生命有着一番疼痛感悟，“可是你怎么能把爷爷活埋了呢？我是你爷爷，没有我就没有你爹，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你怎么能把你亲爷爷活埋了呢？老人捂着胸又咳嗽了一通，他卷起衣角抹了抹眼睛，说，那不行，你爹知道了非揍死你不可。”通过小说看来，这样的思绪和随之而来的挖坑掩埋行为被赋予了禅意，没人会追问其现实可能性。可到了电影中，感觉还是有那么点走样了，“怎么能把你亲爷爷活埋了呢？”苏童角色的这句话，自然而然的过度成了观众对电影角色行为的纳闷和疑问。

　　因此，李睿珺这部改编电影的突破与不足，反而更加印证着，电影与文学，始终是两门不同的艺术。

这场是我捡来的电影，记错了时间阴差阳错和朋友来看的。不知道是苏童作品改编，事先也一无所知，就这么看了。

结果意外地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

白鹤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其实是中国文化里非儒非释，特别道家的一个符号。知识分子有梅妻鹤子，民间农家有松鹤延年，老汉和孙女看电视，太乙真人（道家）长袖飘飘唤鹤而来，留心贫薄的老汉家，沙发巾上是松鹤的绣图；上世纪7，80年代，谁家没有几条这样图样的沙发巾，枕头套呢？愿意或不愿意，这种文化形象其实深埋在每个中国人潜意识当中。做棺材生意的老汉一辈子都在描画这个高度象征性的符号，便在眼看就要跨入坟墓的暮年，执着于落土为安，驾鹤西去。对于火化为烟的恐惧对应落土为安的愿望，于是在片中有堵烟囱这一行为的反复出现，烟对应土，是高效轻简，但也是轻浮虚无。到村干部的铲坟，矛盾激化，老汉才绝了念想，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死后逃不过被火化的命运，也为最后主动被活埋作了充分铺垫。

老汉天天在塘边上看，看除了他没有人看得见的白鹤。子女们晒笑他老糊涂，连老伙伴们都觉得他得了癔症，成了疯子。只有小孩认真的陪他找，唯有老汉和孩童知道，白鹤是真，画在地下的树是真，骑在胯下的木马是真。所以翻身上马，喂马喝水都是极其重大严肃的事。片子里小孩儿对着骑自行车的大人说，我有马儿骑，谁稀罕你那破车。你可以说这是孩子的想象，但这想象超拔了现实几个维度，确确凿凿，现实题材的影片，却真切描绘出一个神秘的观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老汉的的确确是有一天要驾上他的白鹤飞仙的。

沼泽塘里砍草抓鸭子那个长镜头真是成功。这里现实切进观念世界大肆破坏，老汉只能无力地咄咄，谁也阻拦不了。这片水塘固然无鹤，然后即便有鹤，有会有谁在乎呢，鹤和鸭子在生产的蛮力下，在子女的眼界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而这种利益驱使的暴力对完整神秘的乡土的宰割，看来特别触目惊心，让人心痛。

影片最后一场戏，片中时间应该是整整一天。老少都坐在树下等鹤，从一开始小女娃的发问，老汉回答现在才是早上，到日落鹤才会来。到当中小男娃和老汉逐渐深入的对话，甚至小男娃和小女娃各自不同微妙的态度变化（女娃儿给爷爷带了朵花，却从未挖坑，害怕地躲开，男娃却坚持不懈地把坑给挖完。），整个段落说服你，这个老人，从日出坐到日落，从一筹莫展到无奈地接受被活埋的现实，都可悲可信。

片中非常有节制地控制了挖坟的段落，显然是不要让影片过多地显露立场。只是在我们这个焚琴煮鹤，民间文化的存续已经寥寥的年代。任何极端事件显得都不过是皮肉瘙痒。

我只想告诉制作团队，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昨天晚上在第三届深圳湾艺穗节上看了开幕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消息：央视新闻频道报道了河南周口平坟事件。一部电影与一个新闻事件的共同关注点在于：土葬。不同的是，电影探讨的是一个老农民的土地情结，而新闻事件反映的更多是利益与权利的冲突。不管是电影，还是新闻事件，其深层次的话题都可以归结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入土为安。
影片中的老人为了“入土为安”，不惜让自己的孙子和外孙女将自己活埋。一个老人为了“抵抗”火葬，以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当代的很多在大城市长大的人来说，也许是不能理解的。但以各种方式躲避火葬的情形，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很多搬迁到城市居住多年的老人，也有着很深的眷土情结，他们希望百年之后，能够在家乡土葬。而年轻的一代，一般在理性上是能够接受火葬的，在心理上却未必认同，“入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深深烙在很多人的脑海里。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对农村场景的展现，也许与每个观众的经验或印象有区别，但从农村的风貌和农民的面貌来看，影片是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农村的特点的。有人诟病影片中演员的表演，认为比较生硬。而导演回应称最满意的恰恰是演员们的表演。以我观看过的多部由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农村电影来看，导演李睿珺敢这么说，绝对是有底气的。所谓生硬，我以为不过是演员的肢体语言不够丰富和他们说对白的时候缺乏抑扬顿挫的表现力。没错，从所谓专业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表演是业余的、生硬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奉献了中国最好的农民表演，因为我从未见过专业的演员演得比他们好。他们的表演缺乏层次感，不够丰富，是事实，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他们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没有技巧，但是，他们也毫不做作。很多人以为本色演出是容易的，指导出演自身身份的演员也是容易的，其实恰恰相反，非职业演员在“做作”方面，往往是超过职业演员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控制。李睿珺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让这些“非职业演员”不演过火，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相对自然的表演，放在就地取材的环境中，构成了一幅中国当代农村风情画。
看完电影后，我特意把苏童的同名小说找出来读了一遍。与小说相比，电影的内容更加具体和丰富。小说集中描写了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活埋。对于农村生活和老人的日常活动，小说只是做了概括性的描写。影片的前三分之二，小说具体涉及的不多，主要是李睿珺（编剧/导演）根据小说的概括性描写和现实生活的情况进行想象、加工的。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导演则相对忠于小说的描写，甚至台词都改动不大。而说到小说与电影在精神主旨上是否相通，我认为大体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小说对主题的表现更具有普适性，而影片则更多体现了主题的当下性。由于苏童的小说相对抽象（背景、描写），从小说到电影，是不容易想象得到的，而李睿珺居然把小说影像化了。因此，我认为电影是一个保留了小说内核的原创性作品，影片的创作是对小说的一次放大性利用。
回到“入土为安”的话题。对于老人的做法，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是捍卫生命的尊严（或死亡的尊严）？是愚昧的坚持？是对土地的眷恋？是保存灵魂的居所？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入土为安”是理想的归宿。我不算纯粹的唯物论者，但我认为人死后，不再有感知的能力，“入土”或“化灰”，并无区别，再者，对于后人来说，“化灰”绝对是减轻他们负担的做法，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认同影片中老人“入土为安”的观念，但我不会去批判他，因为我很清楚他的固执与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平坟事件，我想，是否可以以一个渐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当平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平坟复耕和移风易俗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更加值得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了。
导演在表现老人渴望“入土为安”的过程中，用的是一种缓慢的方式。影片的节奏比较慢，镜头也比较长，虽然孩子们的嬉闹给影片增添了生气，但影片大体上来说是安静的。老人在“大限将至”的暮景中，偶尔也会焦虑和恍惚，但他心中还是保持了一份白鹤般的悠闲与淡定。“活埋”一节，固然十分残酷，但导演用一个长达数分钟的镜头来表现，冷峻之余，又有一种惊人的沉静。面对死亡，老人难免悲伤，但他的内心应该是没有恐惧的，因为他的心中有白鹤——他将平静地抵达彼岸。总而言之，影片缓慢的节奏、沉稳的叙事，是符合一个老人的心境的。
相对于李睿珺的前作《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摄影略有变化。两部影片的摄影都是杨谨，构图的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在色调和影调上。《老驴头》中农村，给人一种颓败、萧杀之感，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农村多了一些悠闲和快乐，色调上偏饱和，多了几分温暖，影调上则冷暖交替，不像《老驴头》那般冷感和干燥。
影片的音乐由著名独立音乐人小河操刀。音乐起来的时候，总是貌似有点不太自然，但恰是这种不太和谐的做法，很好地渲染了影片的情绪，为影片增色不少。
不管你怎么看，老人总算以自己的方式“入土为安”了。老人也许不需要我们的惋惜或认同，不如，我们祝愿他的白鹤之旅一路顺风，抵达生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