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2：宗师传奇粤语

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

文/冯凝
        民族主义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而雪耻型的民族主义，则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痛苦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前者或许是中性的，后者则必然是病态的。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其实何止电影），在中国正向大国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摆出一副真正的大国心态以配合中华民族与日俱增的各种实力，所以我们能看到《建国大业》中比以往稍显冷静的对待历史问题，不再提及蒋公便恨不得先打三十大板而后快，而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聆听别国首脑发表不同政见时只是微微一笑绝不发作。然而凭这些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国家和民众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一种自慰式的民族主义心态了吗，我们的百姓真的已经不自卑的欣羡那些民主的大国优越的生活条件了吗，我们真的已经走出那些被歧视被侮辱被屠灭的岁月阴影了吗？从《叶问2》，或者说，从我预言的《叶问2》即将取得的成功看来，远远没有。
        《叶问2》包括他的前篇讲述的俨然是在20多年前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已经讲过的故事，无非是一代宗师开武馆收徒，经历磨难最后打败外国拳击高手的套路，只不过在这部作品里融入了以往大宗师不曾有过的还原人性的设计，比如“尊敬”老婆，比如打不过就跑——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那种掌控整部电影的情绪与心态的立场，与老历八早我们的民众为之热血沸腾的《霍元甲》无异，放开了说，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所谓的精神物质文明建设的两手硬的抓开明多少——这是从观众角度说的，但这种现象不失为一面镜子，折射出电影制作者的某种心态。这种心态到底是什么呢？年轻的香港导演叶伟信和他的团队当然懂得怎样的电影能够在情节，情绪和情感三个方面挑拨起日益麻痹的观众内心深处的神经，王晶屎尿屁的一套是有追求的叶伟信所不屑的，而王家卫式的小资情调就算他能够勉强操控但墨镜哥已经在拍摄同一题材的《一代宗师》，于是百般无奈之下叶伟信终于打着回归原始，振兴港片的旗号，开始玩弄起影视界很久没有发作的民族主义了，果不其然不明真相的民众正中下怀。
        这几年反日反美反法反发达国家的浪潮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似乎冷战过后的人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存血性，甚至ZF高官都以某种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新青年的表现，如果说游行示威这一系列活动是对曾经飞扬青春的五四一代或者五加一四一代人的祭奠的话，那么现如今的这些活动是不是只有祭奠或者表达心声的实质价值有减少呢？毕竟这一类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没有结果。所以香港电影工作者正好抓住时机，将这种屡战屡败的民族主义体现设定在可以无所忌惮可以以艺术手段放大的电影中，而只要政治正确，他们无须负责。《叶问2》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呼之欲出了，我们看到一个武术宗师的武技和人品无需进化（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还需要练级和废几次武功），就可以傲立世界之巅，在他的战斗中，他无不以自己的武德和功夫彻底征服对手，无论这个对手是世界之王还是本土冠军，我们太需要以这样一个形象为我们民族代言了，就像现在不能打球的姚明一样：谦逊，智慧，以德服人的同时又恨有几手，所以当去年季后赛第二轮第一场湖人对火箭姚明坚持返场的时候，解说员要说一句，姚明给中国人长脸了——也许这句话在当地的美国球迷看来，会是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一种诡异的代表逻辑吧。
        那又是谁给了叶问这样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身份呢？当然是导演设定的几场华洋拳赛了。其实两部叶问电影的实质就是让叶问最终打败片中所涉情境中武功最高的外国人，而且往往都是在一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仿佛只要赢了这一场，日本英国就会立马投降，将殖民地让出，并且起立鼓掌，赞同叶问所倡导的“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在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个岁月，企图以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武术家的一番心平气和的劝说，让外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难道不是导演的痴心妄想么？但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那一刻，是有一丝对叶问的膜拜和信仰的，我相信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中国观众都会在一瞬间沉浸在民族主义膨胀的意淫快感中，这是因为叶伟信用艺术手段做足了最后一场大战戏的场面，用娴熟得足以媲美好莱坞的镜头语言，拳拳到肉的蒙太奇剪辑，去经营这场战斗，所有黄种人集体的自大在这一刻攀至顶峰，场面宛如抗日战争的最后大决战一般——这背后事实上难道不是雪耻型的民族主义，生怕外侮再来侵略而事先给自己服下的劣质定心丸么？就算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在此得到了展示和被认可，但他的攻击性和防御力，说到底是一种观赏大于实战的表演艺术，抱着以强身健体为宗旨的精神的一种运动，不然为何连区区泰拳拳王都能轻易的挑衅我佛山少林寺的大师父呢？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不正常的心理去审视这部电影本身，《叶问2》可以算作今年开年以来国产电影中的佼佼者了，他成功逃离了续集必然狗尾续貂的宿命，讲述了比第一部更为精彩的情节，即使这些情节无非就是通过几个角度展现一位大师的每个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困扰宗师生活的已经不是现有的武学修养，不能符合他日益增长的对付反派的武技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应该拿仅有的存钱给孩子付学费还是付房租之间的矛盾，叶问在香港经历的，更像是一名落魄的艺术家，在无人赏识的情况下满腔壮志未酬无用武之地的无奈，这让观众无疑对他增添的认同感，要大于我们在于仁泰的《霍元甲》中看到的，满家灭门还去异地邂逅清纯少女的经历。对比《霍元甲》，《叶问2》同样有说教，同样有武德高于武技的理论基础，但叶伟信所理解的咏春拳，显然比于仁泰所研究的迷踪拳深刻——一名化至臻境的武学宗师，必然将拳法中的风格与行事准则处世哲学融合，拳如其人，叶问的咏春带有女性的阴柔，他的行事便有着能躲则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智慧，在民族大义关乎信仰的时刻又能挺身而出，这叫做大丈夫的能屈能伸，而《霍元甲》除了告诫人们武术是防身的（最后也没防住被毒害了）之外，我只能记得这似乎是李连杰说过的最后一部武术电影（那《功夫之王》难道是文艺爱情片？）。
与此同时，叶伟信还原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江样貌，虽然我并不了解真实境况当是何如，但至少他不是在车墩随便拉两个路人就冒充十里洋场，各种置景和与之相配合的镜头运用，令人从一开始就投入到影片呈现的时空中，若没有黄晓明给美特斯邦威做广告一样的山寨潮人服饰，电影院至少在这100分钟内不会有笑场的。
        当然，这一切的论述要建立在《叶问2》可以被冠之以中国观众看后得出精彩绝伦的名分的前提基础之上。从媒体场结束之时阅片无数的记者们自发响起的掌声来看，《叶问2》的大卖似乎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我相信带着当年看《霍元甲》的心态看《叶问2》你不会失望，但如果你能跳出那狭隘的民族主义去欣赏一部优秀的港产动作电影，那种感觉将更加纯粹。

《叶问》可以说是2008年贺岁档的一匹黑马，凭借独到的功夫场面和精彩的人物刻画，硬是从强敌环绕的贺岁档中抢出了一亿票房。对于一向题材匮乏偏好跟风的国产电影来说，这样的电影显然是模仿的好对象。但是在众多跟风之作中，最根正苗红的自然是《叶问2：宗师传奇》（以下简称《叶问2》）这部原班人马打造的“叶问电影”了。

作为商业类型片，如果前作在市场上大卖之后，续集的开拍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中国商业类型片中，特别是在内地市场中，这种续集电影的出现还是很少见的。《叶问2》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在商业性方面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如果《叶问2》也能够大卖的话，对于功夫片这个中国独特类型片的市场前景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我们将会看到诸多卖座商业电影的续集出现在市场上，这种整合优势资源、借力打力的创作趋势，对于目前还稍显浮躁的内地电影市场来说，是福是祸都尚待观望，但从大的电影市场趋势来说，这肯定是一种值得祝贺的现象。

叶问作为一个电影形象，成功地在《叶问》中被塑造成一个“富二代，爱老婆，懂武功”的完美男人，特别是这个男人的内心还有深厚的爱国情操，这样的男人简直是新时代好男人的完美翻版。到了《叶问2》，制作方无疑认识到了这个电影形象的商业卖点所在，于是在《叶问2》这部电影中，几乎是照猫画虎地又来了一遍，除了一些背景的变化外，整个故事的结构和人物设置，尤其是最后的高潮戏，几乎可以说是完美地复制了一次《叶问》中最后和日本人打擂台的场面。从目前的观众反应来看，内地观众对于这种“中华武术发奋自强，扬我国威痛扁鬼子”的模式还是百看不厌，不管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只要是我中华神功大展国威，观众就一定用热烈掌声回应。

这种观众反应背后的心理动机我不想评价，但对于一部商业类型片来说，主创者无疑是精确地把握住了内地观众的心理，发扬了中国服务业，特别是南方服务业的优良传统，贴心周到地照顾到了几乎每一处影片细节，功夫打斗、喜剧桥段、温馨场面、煽情落泪、民族情绪等等，诸多观众需求都被妥贴地照顾到了。而且对于前作中大受欢迎的元素，《叶问2》中还特地进行了放大和强化。

功夫场面作为《叶问》系列的立身之本，在《叶问2》中进行了升级强化，动作导演洪金宝亲自上阵，和主演甄子丹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圆桌打斗，在沿袭前作动作风格的基础上，在摄影、剪辑、音效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可以说是近几年功夫类型片中的经典场景。

而在结尾的擂台大战中，因为前作是咏春拳对空手道，所以《叶问2》就升级为中华国术对西洋拳击，不但避免了观众的视觉疲劳，也在动作设计上做出了全新尝试，还捎带手提升了一下本片主题。相比《叶问》中叶问几乎秒杀日本军官的打斗场面，《叶问2》中叶问大战英国拳王的场面就堪称跌宕起伏了。其场面之暴力，以至于我要提醒观众，请不要带未成年观众去看《叶问2》。

就我个人喜好而言，我还是比较偏好洪金宝和甄子丹的圆桌对决场面，因为从功夫片角度来说，这样两个功夫片的代表人物在银幕上的终极对决，估计以后是很难再见到了。如同当面的《功夫之王》中李连杰对成龙一样，洪金宝对阵甄子丹不但噱头十足，而且确实是给观众，特别是喜好功夫片的观众提供了一次难以忘怀的观影体验。

叶问作为一个尊敬老婆的好男人，到了《叶问2》虽然变得落魄无法再锦衣玉食，但是他继续发扬好男人标准，开始给老婆揉小腿了。

如果说商业类型片就是给观众在做足底按摩的话，那么《叶问2》这部电影就把观众给照顾的非常舒服，几乎无可抱怨。就连前作中偶然显露的喜剧元素，《叶问2》都仔细地加以放大。本片中很多喜剧元素的加入虽然稍显刻意了一些，但对于观众来说，能在功夫片中看到喜剧元素，简直就是买一送一的意外惊喜啊。

除了这些精准到位的商业元素之外，《叶问2》在电影层面的进步其实并不明显。我本人作为功夫片爱好者，只要功夫打斗场面足够精彩，对于功夫片的故事层面其实要求不高，如果能顺带讲述一个结构完整、人物清晰、情感到位的故事，那我简直是喜出望外了。《叶问》和《叶问2》作为商业类型片，就属于功夫打斗十分精彩，而在包括导演、剧本、摄影等电影技术层面的元素也都做到了足够精良。虽然和《叶问》相比，《叶问2》只是准确地复制了前作成功的元素，但是对于商业类型片来说，续集能够保持前作的水准，甚至还略有进步，就已经是很大成功了。相信对于大部分电影观众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足够激发他们的观影热情，并在5月份的电影市场上掀起一片风暴。


（电影中有一些小的瑕疵，无伤大雅，在这里提一下只是增加一点趣味而已。）

叶问的儿子叶准在第一部中貌似七八岁的样子，但是到了第二部后，在最少5年之后，他还是只有七八岁的样子。看来老爹太猛了儿子就一定要倒霉。不过叶准作为本片顾问他没提什么意见，咱们也就一笑而已。

另外，影片中有个时间的细节，第一部结束时是1945年，第二部开始时却是1950年。叶问为什么要花5年时间从佛山逃到香港呢？因为真实历史上的叶问曾经做过佛山警察局的局长或类似的职位，所以大陆解放后，他只身逃难香港，而且当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第二部中又出现了樊少皇扮演的金山找，但是金山找在《叶问2》中并没有负责动作场面，只是负责了搞笑和打酱油，多他不多少他不少，估计是友情客串外加挣个人气。在原来的《叶问》中，金山找当了汉奸后其实是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但是在内地公映审查时，这个细节被删除了，所以金山找到了第二部才有机会继续打酱油。

黄晓明扮演的黄朗（或是黄粱，配音有点大舌头，听不太准确），据说原型是叶问的徒弟“讲手王”黄淳粱，但是因为黄的遗孀还健在，并开了个让制片方无法接受的价格，所以只好虚着来了。

作为一部大卖的商业片，《叶问2》虽然是1950年的背景，但它还是成功地做了植入广告。具体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



（媒体约稿，请勿转载）

   有谁能说得清，一个男人的春天会在什么时候来临呢？

   有的人，像是曾经的皇马七号，劳尔冈萨雷斯，十几岁时就犹如旭日初升，被人称为金童，名扬欧洲；有的人，像是湖人的24号，科比布莱恩特，三十而立，带着自己的球队卫冕成功；也有的人，四十几岁才找到自己的路，然后在这条路上稳步向前，哪管前方的是否已是夕阳余晖，像是甄子丹。


   但是，当男人们的春天还没有来临，或者已经过去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的呢？

   就像03年之后的劳尔，金童的光环已然褪去，他只是在球场上无助地奔跑，追寻着不会到来的冠军，人们批评他对着他叹息，人们说你走吧，你在这里只是阻碍着年轻人的发展，你已经配不上身上的白色七号，你是球霸是毒瘤，他们说，劳尔，你老了。

   又像是那年的科比，官司缠身身败名裂，球场上与鲨鱼闹翻，最豪华的湖人被平民活塞掀翻，第二年人生中第一次无缘季后赛，继而被太阳神奇逆转，那绝杀太阳的豪情犹在，布莱恩特却已如身在荒野，茫然不知出路。

   又好比是当年的甄子丹，那一身雪白中山装的陈真迷倒了多少观众也迷住了风华正茂的万绮雯，但转瞬之间，陈真不再，伊人已去，当他想贯彻自己的道，排出自己的电影时又赶上金融危机，他是甄子丹，而那时的甄子丹不是李连杰不是成龙，他只是大漠里的曹少钦是黄飞鸿里面的提督，所以他一个人黯然远去，只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自己的路。


   这时的男人们好比白门楼上的吕布，城下是敌方千军万马，城上我自独守孤城，眼望城下，不禁心有茫然。

   我是谁？我是吕布，人中吕布，正当壮年，要奋力维护自己的路。

  
   然后呢？


   其实我想，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是有一个留给自己的角落的，当身陷迷途，眼望前方漆黑一片，回首过去已无路可退时，男人总是会弯下腰拾起自己的长刀，跨上自己的战马向着前方冲锋，哪管前面的敌人是否只是一架风车。

   是的，男人总是活在十八岁，活在一个点燃起热血就全然忘记一切的年龄，活在一个热血一点就燃的年纪。活在一个思考永远比不上一口气的年纪。


    嗯，就像电影里的洪震南。

    一个身体有病还不轻的胖子，面对着比自己高比自己壮的拳王，一个只剩了一口气还紧紧握着绳索不肯倒下的男人，虽然家里还有着五六七八个闺女和一个胖儿子，一个宁可被人一拳一拳打死也不愿输了心里那一口气的武术家。

    其实，如果他放开手又会怎样呢，没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他，他还是能天天看到自己的老婆看到自己的几个闺女，劝自己的胖儿子多吃东西，他还是有他的徒弟开他的武馆，他或者还会和叶问成为朋友一起切磋，在酒桌上来一场洪拳战咏春。

    但只有男人自己知道，一旦放手会怎么样，他可能也会想到老婆女儿胖儿子，也会想到家里温暖舒服的床家人一起的饭桌，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分胜负比和家人吃饭还要重要。因为这场胜负是男人和自己的决斗，去他的英国拳王中国武术。

    擂台上只有我和我自己，现在的我，四十几岁年老带病的我和十八岁风华正茂浑身意气的我，我们两个，终究要有一场了断。



    所以叶问会把老婆孩子送到房东太太家里，会站上那个理智的他本不想站上的擂台。

    是分胜负重要，还是和家人吃饭重要？

    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没有答案，因为你不知哪一场胜负会触动你心底连你自己都不要触碰的角落，会逼着你拿起刀剑，会让你鼓起最后的意气，只为吐出心底浊气一口。

    
    其实这个世界上活着这样一种人，他们面目平常混迹于人群之中，每日为了吃食奔波劳作，对着上级低声下气，会到家里顺着儿子让着老婆，他们没有什么多余的嗜好，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着儿子开心不用听到老婆抱怨。

    但如果有一天，这个男人趁着某一日风雨如晦，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如平时一样出门。

    然后持刀伤人/持刀被伤/成为亿万富翁/赌场上输光家底/和女人私奔/什么都不为一个人离家出走/辞掉工作重新想起儿时的梦想/变成超人/回到火星。。。。

    你都不要奇怪，他会做出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他在那一片荒野之中看到了他的风车，然后男人觉得身体里什么东西忽的热了起来，然后他就想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觉得全身的血随着那一点点热都沸了，于是他拾起刀剑，向着风车，冲锋。


     
     终于，皇马的七号又拿到了两个冠军，然后在又一次的巨星风潮中脱下了穿了一生的白色球衣，去了别的国家；紫金的24号看着海的那一边的迈阿密组成了金色的三角形，他等着迈向三冠；而那个曾经活在李连杰成龙阴影里的年轻人却没有随着岁月一起老去，他逆着时光向前，迎来了自己生命里的春天。


     或者，每个男人，都是堂吉诃德，区别不过在于，你是否找到了自己的风车。

百年中国，苦大仇深，民族情仇早就成了武打片的常见伴碟；李小龙的愤怒呐喊，显然未有给随后的功夫喜剧彻底洗去。《叶问》也未能免俗，但「一代宗师小男人」(影评人家明妙语)的主角形象毕竟还算是新口味。《叶问2》呢，母老虎给驯养成依人小鸟，主角再谦让也保不住他的小男人喜感了。尽管拳脚仍旧凌厉，只可惜片中的民族主义更加凌厉，离场时好比服用了一帖重重的兴奋剂，有损健康。


无党的中国，消失的历史
《叶问2》以华洋拳赛为高潮，英国拳王趾高气扬地披著米字旗进场，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呢，谁都没敢竖起一面旗子――是的，该挂上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满 地红呢？上一集借日本侵华来团结不分国共的「中国人」身分，总算可以自圆其说。《叶问2》呢，官方宣传一再表明故事背景为1950年代，其时中共建政，国民党亦已避走台湾，两种政治身份的对垒已经避无可避。电影小心翼翼地试图绕过的，恰恰是那面不能扬起的国旗。

《叶问》以日本侵华、叶问负伤逃到香港作结，续集则直接跳到1950年代。故事开始的时候，主角才刚去找地方授拳，且对香港各门派一无所知，明显是 初抵香港。在两集故事之间，隔著可疑的几年，叶问究竟在哪里？(留在内地？反攻日本？)干了甚么？(继续痛打鬼子？抑或给鬼子再赏几枪？)甚么都没有，这 段日子早已随国共政权易手的历史一并蒸发。民族或巿场统战当前(《叶问2》在两岸三地的票房皆报捷)，大国主旋律的第一个强音不妨暂时消去――至於爱国激 情自动转帐至哪个政权呢，悉随尊便。


象徵的反抗，日常的顺服
在《叶问2》中，洪拳师傅洪震南[洪金宝饰]一边与殖民政权合作，一边强忍其侵削。直到英国拳王侮辱中国武术，洪震南才奋起反抗：「为了生活，我可以忍； 侮辱中国武术，不行！」最终战死。这段慷慨陈辞，恰恰是整出电影在去殖问题上的宣言―― 一切对抗，仅仅是为了抽象的中国文化而战；至於殖民制度对香港居民的日常剥削，倒是不妨继续忍受。

在电影的前半部，叶洪二人似乎代表了对待民族及殖民问题的不同态度：叶问自力更生，斥责洪震南为洋人收取保护费，不顾中国人受到欺侮；洪震南反指叶 问自私，不用顾全二百弟子的生计才得以扮清高。电影铺垫的结论当然是「其实他们都很爱国」，我的结论则是：他们一直都遵从殖民政权的游戏规则。洪震南代殖 民者管理秩序，叶问则奉公守法，同样不曾抵抗过殖民制度在日常生活上造成的压迫。保护费是殖民地法律之外的潜规则，叶问才拒绝缴交，但他实际斥责、对抗的 也只是暴躁而不失善心的中介人洪震南，而非殖民者这个幕后黑手。

叶问在西洋拳擂台上的最后一战，更是深富象徵意义：洋人裁判刻意延误敲钟时间，好让占上风的拳王给叶问多来几拳；叶问以腿功扳回劣势，裁判便即时修 改规则，禁止踢腿。台下鼓噪，叶问却乖乖遵守，甚至没有提出半点质疑。这些不公平的擂台规则源自殖民者的操控，正是整个殖民地制度的缩影。於是，叶问成了 吊诡的悖论：他既是民族斗士，又是殖民地良民。一切抗争，以不干扰原有殖民制度为底线。

本土跟殖民的漫长角力，给《叶问2》偷换成一时奋起的民族文化象徵之战。它甚至试图说服我们：两者根本是一样的。叶问挑战英国拳王，在擂台以外居然 全无代价，甚至因而改善了生活――业主由催逼交租，变成欣然接待叶问妻儿到自己的家中暂住，好让他专心备战。叶问战胜归来，妻子正抱著新生的孩子等他，然 后一家几口安安乐乐地同行――当然，孩子在这里代表的不是殖民地的生活压力，而是无菌的希望。


全球巿场，四海一家
在《叶问2》中，最邪恶的角色不是拳王，而是贪污、迫害报人、纵容拳王行凶的洋人警官。他在电影里一直代表了邪恶殖民势力，结局却给另一洋人警官递捕： 「你令警察蒙羞了！」於是，铺垫了一个半小时的殖民恶势力，最后居然通通推到一个人身上。结局为外国人和一小撮坏分子划清界线，跟近年另一出武打大片《霍 元甲》如出一辙：日本人下毒害死霍元甲，还怒斥在比武场上认输的日本武士：「你配做日本人吗？」武士怒目一睁，把他迫到墙角：「你真给我们日本人丢脸！」

如此安排，当然是向外国观众示好：我骂的不是你，安心吃爆谷吧！近年中国政府小心压抑极端排外的民族情绪，这种结局也可谓通力合作，难怪《叶问2》 在内地开画几天，就轻轻松松地冲破一亿的票房关口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那肯定不只是主角夸夸其谈的武术哲学，还是瞄准全球巿场的广告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