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956

给五星是为了它的反洗脑。
哪种工作服，哪种发型，同一阶层的人，都是一致的。
周围都是一片破落的样子，想起之前看到的朝鲜七日行。

处处都是哪双眼睛，哪种广播，哪种新闻，是否似曾相识？

有些东西只是换了个马甲，本质还是一样的。

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到后段我是看不明白的。

这样的统治，是不是要把每个人脑中的反抗意识都清洗掉？
为什么不从肉体上消灭他（这个男主角）？

为什么到了他叫老鼠去咬朱利亚，他就被放了？这样就证明他人性中的哪一点正义也被消灭了？

据说作者是欧洲共产党里呆过，受不了才转营的。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包括电影和书，都是伟大的，因为它唤起了人的反思！

乔治·奥威尔名著，反乌托邦三部之一，版本有几个，貌似1984年的《一九八四》最受推崇，其实，这部电影是无法超越文学文本的，因为，我们很难脱离文学文本的框架与意识形态……影片并非一味的攻击一种极权主义或者威权主义，而是一种抽象式的注解，有人类开始，成为了社会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便已经存在，影片无非是强化并极端而已，未来依然不会改变，只是手段会更为隐蔽且先进……战争即和平，奴役即自由，无知即力量……大众文化一方面是被通知阶级奴役的对象，一方面也是对高雅文化的一种挑战和软对抗，为什么大众必须要高雅呢，从人性出发，低俗不是更接近于动物性嘛，为什么非要陶冶和升华呢，这是谁灌输的意识形态呢，是不是人们普遍认可了高雅，主流话语权才能够掌握在精英手中呢……我们希冀文化自觉，然而现实是，精英和大众都没有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于是双方面的失语下，最终只能是一种号召式的口号，精英只一味的批判，批判大众的下作和粗俗的口味，但对事实本身却丧失了干预的能力……至于对未来深度恐慌的人们，毋庸多虑，首先当下我们并没有多么不《一九八四》，其次，弗洛姆将的逃避自由也是人的本性，换句话说，大家真的未必觉得《一九八四》有多么的坏，这是人类的根性，不用动不动就用个奴性加以贬斥……回归影片本书，我看的可能是阉割版本，大量性爱镜头都剪掉了，这一点本身就很《一九八四》……至于镜头和叙事，非常尊重于原著，喜欢的是阴暗灰冷的色调，但对老大哥的渲染有限，不知道是不是被剪裁了，电影伴随着压抑的是沉闷……我并不觉得电影是针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对所有政权本身的一种攻讦，但是，碍于现实的意识形态框架，其中的缝合表征是一种对小说文本的软化，因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承认，《一九八四》是无处不在的……

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

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

《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

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
《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

电影开场不是不错的，仇恨的场面十分奇特，不是我等现代人所熟悉的，这个挺吸引人。

但是主角似乎一看就知道是个犯了思想罪的人，因为他的眼珠会转动，而且他在别人热火朝天的仇恨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拿出日记本写日记好像也很容易，而且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妓女街，遇上了杂货店老板，与女孩对上了头，好像这一切做得挺容易的。

1984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主角的反抗与受刑，而在于展现专制集权社会的全面的统治理念。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电影导演没有反复地表现这个社会的专制与控制，令我颇失望。原因可能是因为导演是英国人，没有这种体验。